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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精神与湖湘文化的第二次转型
作者:任俊华
发布时间:2009-06-23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将近三百年的发展任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西方社会近三百年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也集中出现在了我们三十年的发展中。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多层次多视角研究、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改良“土壤”和培育“良种”,即在改良我国这块不适合工商业发展的盐碱地,创造适合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成长环境的同时,培育新时期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英雄——一批具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伟大企业家。这就需要找到一种工具,以深入探寻权力寻租和赚黑心钱等等违法败德现象背后深刻的文化原因,实现中华文化的成功转型,使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价值观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我们找到的工具就是资本精神。

        资本精神这一理念,是我们在几十年市场经济“海洋”中摸爬滚打的实践基础上,吸收中华文化的瑰宝和西方市场经济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提出来的,能够成为指引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灵魂的那么一种精神,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第二次转型的产物。研究资本精神与湖湘文化的第二次转型,对于我们找寻、探索一种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找到我们发展动机中的道德支柱,找到使中国企业成长壮大、推动财富不断涌流的精神源泉意义重大。
 

        一、湖湘文化及其发展

        以屈原思想和楚文化发轫的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蕴涵的区域文化,独具湖南地域特色,历史上曾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中华文化中有着很强的代表性。从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就是中华民族众多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朵奇葩。南宋以来,湖湘文化经胡安国父子阐发,周敦颐、朱熹、王夫之传承开拓,其学说延伸到近代,又出现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经世大儒和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急先锋,湖南成为中国150年以来一切变化的理论和思想的故乡和策源地。

        (一)湖湘文化的超越性和实践性特征

        1、超越性

        “若到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爱国情怀、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使得湖湘文化具有了超越性的特征。湖湘文化倡导“经世致用”以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关切国家与人类命运,勇于为大家舍小家,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事为自家事。

        从屈原的爱国诗歌写作到周敦颐首创道学体系,从湖湘学派的务实学风到岳麓书院的开门会讲莫不坚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魏源突破“夷夏之防”,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筹办洋务;郭嵩焘考察研究西方文明,宣扬传播西学;谭嗣同兼通儒道墨、西学、佛学,创立“仁学”,都是湖湘文化创新和超越的表现。毛泽东、蔡和森、李达、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中国,与中国革命和实践相结合,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和中国传统革命理论的超越。

        这种超越性成就了“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景象,也使得湖南人和湖湘文化获得广泛的赞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评价楚人“有极新之思想”、“不受周之文化之拘束”,并以屈原为例,论述了湖湘文化的超越性和创新精神。林语堂在《南方与北方》一文中评价“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文化学者钱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一书中赞誉湖南“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有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梁启超认为“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陈独秀1920年在《新青年》杂志发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指出“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2、实践性

        湖湘文化倡导求真务实、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受其影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了湖湘学子千百年来的自觉追求。从屈原到贾谊,从柳宗元到刘禹锡,从胡安国到胡宏兄弟,从曾国藩到左宗棠,湖湘文化孕育的湖湘儿女在学问文章与治国安邦的抱负、忧国忧民的心怀、理想的追求实践上都做到了浑然一体。北宋开宝九年(976)始创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坚持“传道以济斯民”,以“实事求是”为学训,主张经世致用。湖湘学派培养的人才,或是经邦济世的能臣大吏、或是保家卫国的良将英才,都是具有实干精神的人。毛泽东则不但以一篇《实践论》为基石,建立了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且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内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更是湖湘文化实践性的最好表达。

        湖湘文化的超越性与实践性,不仅使湖湘大地涌现出了大量人材,以至有“惟楚有材”之称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誉,更使湖湘文化一以贯之,不断发展。纵观历史,湖湘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型。

        (二)湖湘文化的三个阶段和两次转型

        第一阶段为“道德”文化阶段,从屈原、贾谊到周敦颐、王船山,再到陶澍、曾国藩,这一阶段时间最长,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国近代,跨越了两千年的时空。这一阶段的湖湘文化整体上来说是一种道德文化,是和封建文明、官场文明、小农文明等联系到一起的,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本价值诉求,倡导道德文章、忠君爱国,标榜仁义修养,这时的湖湘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涵的文化体系。

        第二阶段为“革命”文化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代代湖南政治精英影响乃至左右着中国的历史。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内忧外患,为救亡图存,湖湘文化在近代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革命文化。也就是说,以楚文化为源头的湖湘文化在近代西学东渐中,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心忧天下、敢为天下先,形成了一种革命文化,并在近代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之进程,从而完成了道德文化到革命文化的第一次转型。特别是湖湘文化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阶段时期,辛亥革命功臣湖南人黄兴、蔡锷的革命思想深深影响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湖湘青年,他们以推翻腐朽制度,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目标,抛头颅、洒热血,致力于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人们希望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推翻“三座大山”,打破几千年来萦绕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束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铺平道路。在“革命”的湖湘文化熏染下,自晚清以来特别是近百年历史上,湖湘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从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领袖人物谭嗣同、黄兴,再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刘少奇,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湖南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阶段为“发展”文化阶段。当历史进入到新的时代的时候,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响彻神州大地时,当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华夏时,曾经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湖南人,还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的新征途中写下重重的一笔吗?在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湖湘文化又面临着现代化的第二次转型,即由“革命”文化向“发展”文化的转型,进入“发展文化”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尚没有完成。

        二、资本精神理念的提出对湖湘文化第二次转型的意义

        湖湘文化虽然实现了由道德文化向革命文化的第一次转型,出现了近现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景象,但是这些“楚材”们活动的舞台主要是在政界和军界而非工商界,湖南经济发展与东部发达省份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邻省广东相比,“在过去的一个历史时期,湘粤两省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政策的差异,给两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障碍。实事求是地说,湖南的投资环境与广东相比,相差很远。同样的一个投资项目,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投资成本,在广东可以做成,在湖南就做不成;没有高于广东的利润,在湖南投资的意义是不大,外商到湖南投资比较少。有的外商说,到湖南投资,基本上是被通吃。因此,外商不愿意到湖南投资。”(于幼军:《鼎新湖湘文化 振兴湖南经济》)湖南已经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省份广东,而且也在与一贯差不多的邻省湖北、江西拉开差距。这一情况与湖湘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文化而非发展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湖南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腾飞给湖湘文化提出了从“革命”文化向“发展”文化的转型的课题。与第一次转型不同,湖湘文化第二次转型的历史背景不再是内忧外患,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因此,有的学者大声疾呼:湖南人,是认清省情奋起直追的时候了!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日益健全,和谐、发展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因此,湖湘文化必须淡化其革命性和政治性色彩,向和谐、发展转换,紧紧把握发展这一硬道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重塑湖湘文化。
对待工商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德文化、革命文化与发展的文化的本质区别。道德文化、革命文化普遍重义轻利,在湖湘文化中表现为重农轻商、崇官抑商的传统。而发展的文化需要为发展提供一种动力和平衡支持。

        千百年来,湖湘大地上存在一种浓郁的耻利抑商的文化氛围。古代湖湘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三山六水一分田”小农模式下年复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得湖南人农本商末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贬商、斥商、蔑商的传统,缺乏拓展、交换、流通等商业市场观念,耻于言商逐利。正如康咏秋在《封闭保守 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一文中所描述的,湖南人“以丰衣足食为最大满足,创业冲动微弱,缺乏开拓精神;商品经济的不够发达,就带来经济的落后,经济的落后就难以抵御灾难而害怕承担风险,因而缺乏闯劲和冒险精神”。

        不仅如此,湖湘文化还侧重于革命性、政治性,而很少涉及到经济领域。“翻阅千年湖湘典籍,从屈原到王夫之,无一不是激励湖湘子弟以农为本,治国平天下,体现的无一不是强烈的崇官尚政意识。”例如,开洋务运动之先河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他们也曾大力兴办近代民族工业,开创了洋务运动,但却始终未在湖南开设一厂一矿,并没有推动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湖湘文化过于浓厚而强烈的政治热情,造成了湖南人的精力偏于政治领域而忽视工商业的发展,其才智偏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而忽视了对科技的研究,丧失了近代以来湖南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从而造成了湖南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的现状。因此,土壤改良是湖湘文化实现由“革命”文化向“发展”文化转型的重要课题。

        土壤改良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一批进行土壤改良的人和有一个有效的土壤改良的工具。人的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在土壤改良的同时做好培育良种的工作,就是要用中国先进文化以及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湖湘文化培育和锻造经济湘军、产业湘军,特别要锻造一批产业湘军的领军人物——企业家。如同战争年代的军队需要大批智勇双全的军、师、团长,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要加快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要锻造出大批立志高远、视野开阔、坚忍执著、秉承当年湘军“扎硬寨、打死仗”作风的大批企业家,唯如此,才能够使湖南的经济振兴、产业振兴。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积累资本,如何找钱找项目,而是我们要寻找、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帮助中国企业家成长。因此,改良土壤和培育良种的工具需要同时解决发展的动力和平衡的问题。湖湘文化的超越性和实践性,使我们得以着眼于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在当代社会的继承、创新和应用,把弘扬湖湘文化与加快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在对湖湘文化传统的理性审视中,挖掘、弘扬湖湘文化的精华和现代性因素,并革故鼎新,赋予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涵,在研究中外历史和几十年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找到了资本精神这一工具。

        这里的资本精神,与马克思.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同,是一个用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精神思想基础的专门概念,特指资本形成、发展的各种行为动机和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资本就是增长,就是发展,发展的愿望就是资本精神。资本精神的基本要义是发展。资本精神是引导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灵魂。获取和积累财富是一种需要创造力和专业精神的活动,企业和企业家是用商业智慧和商业精神追求效率和利润。一个没有使命感、没有精神追求的企业是不大可能有长久生命力的。对财富的不断追求,是人类客观不灭的人性。资本具有天然的扩张本性,如果不加以约束,它就可能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野猪,造成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际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转型经济时期,我们必须寻找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道德支柱,找到使中国企业成长壮大、推动财富不断涌流的精神源泉。而资本精神正是推动社会和谐的不竭动力。

        资本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一方面,如果缺乏资本精神的支撑,追求财富的欲望最后必然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财富的浪费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财富的积累就难以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资本精神的支撑,作为社会事业之一的社会慈善事业也难以健康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定是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前提的。资本精神以终极关怀为核心,包括经营哲学、行为准则、人格追求等内容。建立以资本精神为核心的经济伦理规范,使浮躁飘荡的人心有所皈依,使茫然无措的行为有所参照,使穷人变成富人,使社会和谐发展。这无论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建设。
资本精神崇尚创新与发展的财富观,不仅可以作为湖湘文化从革命文化向发展文化转型的工具,还可以为为培养湘籍企业家的企业文化精神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义利观和文化观,这对于湖南、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创新意义重大。以“资本精神”为理念创办的华民慈善基金会传递爱心、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正是生动的实践表现。把企业家致富实干精神与民族振兴精神结合起来,通过资本创新精神努力去完成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对于湖湘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中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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