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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资本精神
作者:卢德之
发布时间:2011-07-04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朋友们:
     到千年学府来讲第一百堂课,正逢我五十岁生日,这些数字都非常圆满,但是压力也非常大。宋之问诗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是近院情更怯。我在岳麓山下读了四年书,没有进过岳麓书院,不是不想进,确实是不敢进。几年前,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一批四库全书,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给岳麓书院送一套来。我是人未到礼先行,先把礼送来了,但是我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进来。直到两年以前,我觉得自己都快五十岁了,再不进来学习就没有时间了。所以,从四十八岁开始起,就壮着胆子进岳麓书院,这一进就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一次。在这里,我感受特别深,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到后来产生了一个问题:岳麓书院到底是属哪里的?湖大说是湖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也听到一部分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讲,岳麓书院和师大关系很密切,我个人也认为岳麓书院也应该是属于师大的。我到中南工大去,也有老师告诉我说岳麓书院跟中南工大也有关系。我觉得无论是湖大、还是师大、还是中南工大,只要是岳麓山下面的大学都应该是岳麓书院的后裔。这是湖大、师大和中南工大的源。我本人是湖大的客座教授,一次在湖大做讲座时,我写了一首小诗:千年育才府,万学竞自由,从此攀秀顶,天下放眼收。这个千年学府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学问都可以在这里互相博弈、竞争。上千年的煎熬,练就出了湖湘文化的伟大。从这里爬上岳麓山顶,整个长沙城尽收眼底。从这个角度说,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岳麓书院弟子。在几个月前,湖南师范大学公管院五十周年庆典时,我有一个题词叫人生易老,本心难求,命运有幸,麓山为徒。我的命运太有幸了,能够在岳麓山做徒弟。在这里做徒弟是了不起的事情,不敢说自己是岳麓传人,但说是岳麓弟子还是可以的。因为哪怕在这里读了一天书,也算是岳麓弟子。  
    今天,到这里来做讲座,我给自己壮了好几天的胆。平时讲课,我基本不备课,但这次我备了两天。关于湖湘文化本身的研究,在座的各位学者比我研究的深刻的多。我只是以一个岳麓弟子的角度,谈谈从这里走出去以后,特别是到了北京,甚至走向世界以后,对岳麓书院,对湖湘文化的想法和认识。这些观点肯定会有很多是错误的,仅供大家参考、批判。下面,我正式开始讲述我的观点。 
     首先我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怎么能把湖湘文化和资本精神连在一起,或者说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要讲以下几点: 
    第一点:这个时代需要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一个与天下观密切相关的文化,也就是说,天下有大事的时候,它就要发言了,要讲话了。这个判断应该成立的。曾国藩当年领导湘军,救大清王朝于危亡之际,这叫保天下;我们敬爱的老乡毛主席领导共产党是夺天下。为什么要夺天下?因为那个天下实在太让人难受了,三座大山压得人要命。至少从近代以来,无论是保天下还是夺天下,没有了湖南人领导,事情没法做或者做不好。历史发展到今天,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发展天下的关键时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但是请大家想一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昂首阔步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不简单啊。应该说当下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前几天,我到了汶川大地震灾区,去考察华民慈善基金会在那里的项目,我们在那里援建了一个敬老院,已经修好了,今天开业。我趁这个机会,和我们湖南省的老书记王茂林书记,一起把三年前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都走访了一遍。这一次走访,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汶川灾区,应该说是以三年的时间走过了五十年的路。在大地震之前,这些地方应该说比一般的地方还要落后十到二十年,到现在已经进步三到四十年了。共产党没有干不到的事,倾全国之力,一个省支持一个县,肯定能做好。光从硬件方面看,这不足为怪。让人欣慰的是:那里的整个文明程度提升了,那里的社会管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文明素质,产业结构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到这些地方再去走一走,看一看,会发现:城镇化水平比发达国家可能还要高。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当我们用某种特别的方式改变物质状态的时候,完全可以带来文明的提升,带来人自身的改变。在那里,你再也看不到忧伤、彷徨,看不到痛苦的表情了,大家都很自信,我们看到是那里的旅游产业在发展,种植业在发展,特色手工业也在发展。总的来说,我们这个政权的优势,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在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那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要发展到这个程度那谈何容易啊。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时空压缩理论,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用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人家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路,同时也把大量的社会矛盾堆积到了一起。要解决这些矛盾,那没有超常的手法、没有一流的思路是很难解决的。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很困惑:一方面觉得共产党确实很伟大;一方面又觉得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到底怎么解决,确实难以回答。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流的文化和一流的实践作支撑,来做出解答。面对这样一个命题,各种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都在发挥作用,湖湘文化能做出科学而有力的回答吗?能够承担起历史赋予它的重任吗?
     这就引出了第二点:湖湘文化必须改造才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我们湖南人气魄很大,口气很大。大家走上长沙街头,可以看到一条标语”——“敢为人先,心忧天下”。这表达了湖南人的一种气魄和担当精神。但作为湖南人,我们仔细一想,会觉得似乎有些不妥当。人家广东人、浙江人需要我们忧?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也许,我们更需要忧忧我们自己了。外地人来湖南,看到这条标语,可能更会觉得不可理解了。你敢为人先,做就可以了,老说干嘛?我要到你这里投资,你调子那么高,我还敢来吗?更何况,市场经济里的商业活动很多是需要保密的,你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这不符合市场法则啊。
    现在也有很多湘军产生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广电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军等等,层出不穷。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经济湘军,资本湘军在哪里呢?这一块我们总体上还相当弱小。快男也好,超女也好,不管怎么使我们让眼泪飞,就是唱个歌嘛。说它是湖湘文化,也不能说不是的。但说它是湖湘文化绿叶还差不多,说它是湖湘文化红花,这就言过其实了。这几年,我做了一个事就是支持湖南足球的发展。尽管到现在为止,这个队伍还不强大,但我觉得湖湘文化要有一点血性,要有点男子汉气概。如果男孩讲起话来和女孩一样,女孩反倒像男孩了,这至少从形式上表达不出湖湘文化的风采。我今天请来了一个人,是我们湖南宁乡伢子,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臧雷先生,当年自卫反击战老山前线主攻营营长。你一看就是湖湘文化培养出来的!湖湘文化就是要有一点男人味的,有一点血性的。现在是和平年代,不打仗了,咱们就去支持足球,也算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吧。
    那这湖湘文化到底靠什么来承载,它的魂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来历史责任。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深层次来思考:到底这个文化缺些什么?缺什么就应该补什么。湖湘文化有缺陷,但是到底有什么缺陷,怎么来弥补这些缺陷,怎么实现湖湘文化的转型,困惑了很多很多的湘人。前不久,我在北京和一批将军们一起交流,他们说他们回去承包湖南。我觉得这有点调侃。如果不从文化上着手,不深刻地认识湖湘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不真正实现湖湘文化的转型,要实现湖南的大发展,可能性是不大的。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抱着一个不断求索的精神,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前些年,我出了一本书,叫《资本精神》,今天带来了一些给大家。《资本精神》这本书从湖湘文化里吸取了营养,但又从某种角度超越了这种文化。
   第三点:资本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
    在这里,我把资本精神这个理念,简明扼要地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什么是资本精神?我给了它一个定义:就是资本发展的一种内在的动因和这种发展背后的一种道德精神。大家可能有些迷糊了:这个资本跟马克思说的资本,有联系吗?有区别吗?我绝对赞成马克思对资本的伟大论述,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初期,给血淋淋的资本给了一个深刻的定义,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今天讲资本运作的时候,说的资本已经不是马克思讲的资本了。如果说我们现在讲资本运作,还是把资本当作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那谁都不会同意,估计国务院领导也不会同意。常识告诉我们,现在讲的资本,特别是讲资本市场的时候,已经不是马克思讲的那个资本了。那这个资本是什么呢?这个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财富,是一种特殊的财富,是能够产生新财富的财富。这样一种财富,实际上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农民种地收获粮食,一部分吃了,一部分当种子,还有一部分交给皇帝。做种子的那一部分,就应该是资本,因为第二年又能带来更多新的稻谷。我这里讲的资本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它是一种能够带来新财富的财富。资本精神是指的这种财富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它背后的道德精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很大的不同。资本精神是贯穿人类社会整个过程的一种普世价值,而资本主义精神应理解为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层面的一种意识形态。当然,资本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也有很密切的联系。
    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发生在十四十五世纪的亚平宁半岛。根据社会学家舍勒的观点,这个资本主义关系中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平民、市民,第二种人就是银行家,第三种人是实业家。平民、市民把钱收集拢来交给银行家,银行家再把这个钱交给实业家。银行家和实业家合在一起,叫资本家。他们都遵循一种精神,那就是对资本负责,希望资本能够增值,并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形成一种相互间的道德约束。也就是说,资本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已经具有了一种人性关怀的灵魂。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特别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一批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到北美开辟新大陆。这时候,资本主义精神的光芒逐渐照耀了整个的北美大地,出现了所谓的美国精神。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道德力量的思考和认识,也增加了我们今天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脉络的视角。
     资本主义制度有两个很重要的文化源头。一个就是由古希腊的开端,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从古罗马的法典再到拿破仑民法典,一直延续下来。另一个源头是基督教,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最早的时候是犹太教的一个流派,后来发展壮大,成为独立于犹太教而且盛行欧洲的最大宗教,但犹太人把本民族性格,勤俭、勇敢、狡诈等,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基督教的文明里。西方文明的这样一种发展,加上制度方面的建设,逐渐在西方社会孕育出资本主义,并使之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危机在本质上不是经济本身出了问题。是管理经济的人出了问题,是人们的贪婪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和动荡。一位美国的朋友专门翻译《资本精神》这本书,跟我说:你这本书在金融危机之前就翻译过来就好啦。我说:尽管金融危机之前书已经出来了,但是你现在翻译过去也不迟啊。因为这本书讲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才存在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资本精神的孕育,市场经济越发达、资本主义越发达,可能人的问题越严重,出的问题可能就越大、越多。为什么华尔街有几个大银行家、大实业家,最后都为此被判终生坐牢?道理很简单,经济危机的出现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资本精神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并不是某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物,而是一种与整个人类历史的财富增长方式、速度、规模密切相连的道德精神。那他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去华民慈善基金会,一进门,墙上写着三个拼命”——“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为神圣事业花钱,这就是资本精神内容。这个不是我的发明,是清教徒的说法,我只是把它嫁接过来的。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说基督教比佛教高,或者佛教比基督教高,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管一段,各有所长。但是,我们应该肯定基督教对市场经济发展确实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研究过美国的大富豪,特别是最早的那一批富豪,百分之七八十是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是信上帝的。这些富豪觉得钱不是为自己挣,是为了荣耀上帝,是上帝要他挣钱。所以,美国的慈善家最多。美国的第一代企业家,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慈善家。比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这些世界级的大企业家都成了慈善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信徒,知道花钱为什么,所以他就明白应该为什么去挣钱,怎么去挣钱。
    大家可能都是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马太效应,一般理解就是说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马太福音书》,就明白了并不是那么回事,它不是指产品的一种分配方式,而是指一种资源的配置原则。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上帝要出差了,把三个弟子叫到身边,给大弟子五千块钱,给二弟子三千块钱,给三弟子一千块钱。过几天回来以后,大弟子的五千块钱变成一万块钱了,二弟子三千块钱变成六千块钱了,三弟子说:上帝,你走了以后,我很勤俭,一分钱都没有花,埋在地下,现在把这一千块钱交给你。上帝一听非常生气,把这一千块钱拿过来,交给大弟子了。资源不就集中到大弟子那去了嘛。这充分说明在基督教里,上帝是喜欢会挣钱的人的。这样一种教义,促使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清教徒拼命地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这种梦想和上帝的信仰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它也非常明白地告诉你,挣的钱不是你的,是上帝的。《圣经》中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年财主跟上帝说:我要跟你上天堂。上帝说:你要上天堂,就把你家的钱全部拿出来,交给我,我去分配给需要的人。这个青年财主说:那不行,我好不容易赚的钱,不能全都交给你。说完就离开了。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把钱奉献出来,再会挣钱,挣得再多,也没法上天堂,只能下地狱了。所以,基督教徒们一方面拼命努力地去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创造了财富以后,要拿出来交给上帝。这就实现了从创造财富到使用财富的美好人格的完善。我们的传统中没有上帝,我们的上帝就是老百姓,就是社会。我讲的资本精神讲拼命挣钱,拼命花钱,为了更好的赚钱和花钱,还要勤俭节约,还要拼命省钱。一天到晚花天酒地,你挣再多钱也不够花的。而且挣钱、省钱、花钱是有流程、有次序的。你不先拼命花钱,钱还没有挣到,就拼命去花,肯定不行。资本精神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种作用就是社会平衡作用,也就是我们讲的发展与和谐。资本精神所讲的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和精神资本。因此,资本精神既是一种富人的道德精神,也应是一种全民共同拥有的、对财富积极追求和合理使用的道德精神。
    这种精神能不能与湖湘文化对接?《三湘都市报》的薛主编在飞机上碰到我,他就主张:湖湘文化就要把资本精神嫁接进去,湖湘文化不讲钱,说到钱都好像是个不好意思的事,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确实有道理。湖湘文化强调对社会的担当精神,跟上帝把钱发给天下需要的人,在本质上是能相通的,没有什么区别。在湖湘文化里,我们没有把这种精神应用到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来,所讲的天下更多的是讲政权。讲黎民百姓、天下苍生更多的从官民关系上,而不是从财富的创造、发展以及财富精神完善的角度进行剖析的。所以,我认为二者是能够找到对接点的。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从资本精神的角度,对湖湘文化的再认识。 
    我先讲第一点,湖湘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湖湘文化的历史源头要上溯到远古,可以到炎舜文化。炎舜文化和楚文化都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拉近一些看,湖湘文化的产生宋代以后的事情,是宋明理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内容我不具体讲了。但我发现一现象,湖湘学派的创始人都不是湖南人,而成大器者多是湖南人,靖康之变后,朝廷南移到了杭州,一批文化人跑到南岳,跑到岳麓山来。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不再往岭南走,到广州去?我想应该是有原因的:一是作为读书人,还是要离朝廷近一点,太远了,信息不通啊;二是这个地方有文化土壤,有炎舜文化、楚文化的积淀。比如说北宋的范仲淹,他本人不是湖南人,但他却为这里专门写了一篇《岳阳楼记》,至少说明这里是有一定文化根基的。
     湖湘文化的发展与书院文化盛行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不少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都受过书院教育。当时,在湖南,有很多书院,这些书院是私人办学的最高形式,没有钱是不可能办这么多书院的,同样,如果不是对书院教育的重视,有钱也不会来办书院。我怀疑当年曾国藩、左宗棠可能在消灭太平天国以后,把剩余的军饷啊什么的,包括从太平天国那得来的钱,很多都拿来办书院了,因为从曾国藩以后,从湖南走出来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等各类人才,如果没有足够的教育支撑、特别是书院教育的支撑,恐怕是很难做到的。这是我的猜测,不知道对不对。
    同时,我们在研究湖湘文化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现状。湖南人有敢于担当、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个是湖湘人的魂。征兵的人喜欢湖南兵,说湖南兵吃得苦;招工的也喜欢湖南,湖南打工仔是最能吃苦又有文化;那些搞重组、搞私募的不少是湖南人,在资本市场上湖南人能打硬仗,有智慧。应该说,湖湘文化的魂在当代湖南人的身上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但是湖湘文化的现状不乐观,我总结了几个方面: 
      第一,湖南在北京做官的,特别是能做到部级高官以上的越来越少,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可能就没有湖南人了。而且,在我们湖南做官的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的。而在道光年间,全国部级官员有一半是从湖南,从岳麓书院出来的。
     第二,成功的大企业家也确实不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梁稳根就非常成功,但这样的湖南人太少了。三年前,我和我的搭档李光荣博士成立了华民慈善基金会,每年拿出将近五千万块钱来做这个基金会,像我们这样做的企业家,在湖南还不是很多。有不少挣了钱的湖南人,要么去澳门赌,据说去澳门的中国人有一半是湖南的;要么到牢里去了,在牢里的湖南人都可以开老乡会了;要么就移民到国外去。我不反对移民,但我不会移民,总觉得外面没有根。我这里讲的企业家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在这里就不谈了。
     第三,在学术界的大师也不多了,不能说完全没有,像我们朱院长就是大师级的,但是在各个学科里,真正能牵头的学术带头人,不要说跟北京比,就跟上海、浙江、广东比都不行。不要觉得我们能搞几个热播电视剧,能搞些快男超女之类的高收视率节目,我们就有多牛了。前一段时间,成立了一个湖南中国文化促进会,魏文彬主席是会长,我有幸当选为副会长。但是我一看,里面没有唐凯麟教授、也没有朱汉民教授,都是搞新闻媒体的,电视台台长,日报社社长之类的,这些人都很了不起,但都是搞文化传播推动的,真正搞研究的、做学问的太少太少。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现在有这么几个具体表现:一是过度空洞化,热衷喊口号。伟大是做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呀;第二个是过度的产业化,我不反对文化产业化,但是思想不是都能交易或买卖的,思想值多少钱?岳麓书院的思想值多少钱?值一百万还是值一千万?它不好定价。电视、报纸当然可以产业化,但是要把所有的文化领域都产业化,那肯定是不行的;第三是过度的娱乐化甚至低俗化。这就是湖湘文化的现状,可能我们湖南文化部门的同志听了不舒服,但是不舒服,我也得这么讲啊。
      第二点:讲湖湘文化的三个阶段。
     我把湖湘文化的发展划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道德文化阶段,从保天下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道德文化,湖湘文化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第二个阶段是革命文化阶段,这就是夺天下、抢天下的阶段,这时候,一大批风流人物带领湖南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把革命文化发展到了至高无上的的境界。第三个阶段是发展文化阶段,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转型。
       这三个阶段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极强的超越性,把天下的事都当做自己家里的事情。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也不管有没有资格忧,忧了再说,也不管跟自己有多大关系,只要是天下发生了事,湖南人就要上,就要揽过来管。之所以把天下事当家事,这一方面表达了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表明,湖南人总想把自己当老大,保天下时,一定要站在老大的立场,有老大思想可以理解。夺天下时,必须把自己当老大,发展天下可不能这样。谁发展快谁是老大,且随着发展的变化,老大天天在变或同时出现若干老大。第二是极强的实践性,所谓实事求是、格物致知。为什么湖南有那么多的元帅和将军。一是我们不怕死,枪一响我们就上;二是实践性强,一枪打过来的时候,往旁边打个滚,子弹打死了后面的人,所以我们活下来了,这不就成了元帅和将军吗?但是,请大家注意:敢于担当、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等,不光是你湖湘文化的特点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儒家特别讲究这种精神。孟子讲: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的豪迈啊。儒家追求的一直就是格物致知,就是知行合一,向往的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作为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特殊文化,湖湘文化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我用了两个字极强,就是不能再超过它了,它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也赞成民间对湖湘文化的概括,两个词,一个叫“霸蛮”,一个叫“不怕辣”。不怕辣指的是一种激情,一种浪漫,为了理想,死都觉得很美。比如说屈原跳江,屈原最后十二年据说是在我老家桃江读过的,那里现在还有个二妃墓,据说是屈原在我老家讨了两个小老婆。我们可能以为他跳江是因为家庭矛盾想不开,后来发现他确实不是家庭矛盾,真是因为楚国要亡了。作为一个闲职在家的部长,他坐上四轮马车就往宜昌走,结果走到汨罗江,听说楚国已经亡了,就一头就栽到江里去了。我怀疑:这个动作可能是经过设计的,是富有美感的。你可以不跳嘛,可以为楚王出出主意,总结一下教训,或者说可以再找一找楚王的儿子在哪里,再谋大业嘛。这些统统都不考虑了,好像不跳这一下,不足以证明楚文化、湖湘文化的伟大。陈天华跳海,也可以回到上海再跳,干嘛一定要在日本就跳?谭嗣同也是,人家都跑了,你也可以跑嘛。潜伏下来,换一种方式,图十年八年搞革命,这也行嘛!但是,好像这个头不拿着放在那儿被砍,就不痛快。所以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就是湖湘文化不怕辣、霸蛮导致的一个结果啊。它不怕死啊!不怕死,还需要讲规则吗?还有什么规则可讲呢?西方和我们不一样,大家知道苏格拉底是被法院判了死刑的。他也可以走,但他不走。他完全就是可以交点钱就可以出来,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叫取保候审啊,但是他觉得这样不好。为了捍卫真理,被判死刑,没有什么后悔的,不管这个判决对不对,规则都必须得到遵守和尊重,所以必须死。屈原也好,陈天华、谭嗣同也罢,都认为维护真理必须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还应该遵循一种规则,哪怕死也应该遵循一种规则。所谓霸蛮和不怕辣实际上就是满怀激情的、满怀理想地不讲道理、不讲规则。当然,霸蛮也包括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但它是吃苦耐劳的方式去不讲道理、不讲规则。不怕辣、霸蛮两种概念加在一起,是一种激情的表达,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这种东西很容易孕育出革命,但是很难或者说绝对发育不出市场经济。
     第三点:湖湘文化的两次转型
     如果说湖湘文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的话,那它就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由道德文化向革命文化的转型,这一次非常成功、非常亮丽。第二次是由革命文化向发展文化的转型,现在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成功。不能说我们GDP上去了,转型就完成了。那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一种文化的转型需要基本因子的改变。以革命文化为例,湖湘文化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重政治、轻经济,二是重真理、轻生死,三是重革命、轻谈判,四是重分配(生产)、轻交易。总之是重激情,轻理性。重政治、轻经济就不用说了;重真理、轻生死,刚才我也讲过了。所谓重革命轻谈判,革命跟谈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天天革命那是不行的,在革命的时候也得掌握节奏,该谈判的时候得坐下来谈判。当然,共产党也谈判,也搞过西安谈判、重庆谈判等等。但是,在革命文化里头,谈判的因子是非常非常少,份量也是非常非常轻的。所谓重分配轻交易,我们把土豪打了,把田地给分了。官兵一致每人一份,平均分配了。这样还不行的话,我们再来一个南泥湾大生产,但是很少有交易行为发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陕甘宁边区也有货币。但总的来说,实行的是一种供给制。如果这些基本的因子不改变,就必然难以实现转型。也就是说用革命文化去指导发展,发展是没有出路的,有时候革命文化越强势,可能导致发展越落后。现在这个时代变了,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同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如果我们还继续用没有经过改造的地域性的文化去指导当下的发展,很难取得成功。怎么办?
        抛弃它,不可能。作为湖湘儿女,我们的身体里已经流淌着了湖湘文化的血,它已经作为一种基因,进入了我们的骨髓和灵魂,你想抛弃也抛弃不了。只有扬弃,留下好的,弃掉不适用的。湖湘文化那种博大的胸怀,敢于担当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要保留的。但是诸如霸蛮、不怕辣之类的不利于市场经济,不利于现代发展的因素一定要弃掉。我个人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加入新的元素——资本精神。
       第四点:湖湘文化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呢?
        湖湘文化发展转型的目标就是要造就新湘人、打造新湘军。我们现在有了出版湘军、广电湘军等等,但就是主力部队没有打造好,或者说主力部队不强、太弱,这个主力部队就是经济湘军,资本湘军。所谓新湘人,我认为是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发展的湖南人,也包括在湖南发展的所有的人。这样,所谓新湘人实际上就是新中国人、新地球人。你如果成不了新中国人、新地球人,那就没有新湖南人了。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用资本精神改良土壤,培育良种,推动湖湘文化发展。 
       我提出资本精神概念,是经过了长期思考的。我之所以能当选为生产力世界科学院院士,就是因为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讲句心里话,这还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还不算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是我在数十年的社会实践中的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感悟。我这里讲用资本精神改造土壤,培育良种,这里讲的土壤是指这个社会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等等。我这里讲的种子,是以企业家、慈善家作为典型代表的。而湖湘文化既是湖南这块文明土壤的源,也是这里经济种子的根。那到底怎么用资本精神来推动湖湘文化的转型或者发展呢?我谈几条,供大家参考。
第一,重谈判,轻革命。我全然没有否定过去革命的意思。让三座大山压着,压死人了,你不革就没有命了,你不革命行吗?但是,现在就不要动不动就革命了。最近,我在看一些研究辛亥革命方面的书,发现辛亥革命有一个最大的遗产就是妥协。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不搞第二次革命,会是什么结果?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直接结果就是袁世凯野心膨胀起来,要当皇帝。我看过关于袁世凯的传记,他确实是一个野心家,问题很多,讨了10个老婆,家庭管理得也不好,儿子之间都天天搞阴谋诡计。但是我认为,革命党当时是有错误的。如果说南北双方坐在一起谈判,也可能袁世凯就不会当皇帝了。袁世凯当了皇帝,革命党用革命的方式起来反对,结果袁世凯是没了,但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一大批军阀来,后来又出现一批新军阀打老军阀。军阀混战从袁世凯死开始,陆陆续续打了十多年,最后,蒋介石成了军阀中的老大。一物克一物嘛,有了蒋介石,当然要出现毛主席嘛。这是个历史的逻辑,是不可以否认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就因为没有妥协,只想着革命,让中华民族、让中国社会多动荡了近半个世纪。英国人也打仗,是边打边谈,但以谈为主的,《大宪章》也好,《权利法案》也好,都是谈判的结果。谈判是什么啊?谈判是平等,是妥协,是公正。如果不平等,我坐着,你跪着,就没法谈。如果大家都不往后让一步,这样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最后还是要回到你打我,我打你的状态。所谓公正,还要引入一些机制,比如说第三方介入、有裁判。前一阵子,我一直在推动一个事情:就是想在北京,和北大等一些大学合作搞一个谈判论坛,首先形成精英共识,再逐步形成全民谈判的共识。所谓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正如我和山之间的关系一样,在谈判的过程中,不是谁战胜谁,而是相互都能得到提升。
       第二点,强市场,弱官场。强市场实际上就是要强交易,守规则。强市场就是要加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发展。我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我认为,民富才是硬道理。如果光是国富而民不强,这个富是走不远的。所以,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认识、理解和支持,应该成为社会共识或者说文化的内涵。在儒家文化里,确实是很少讲商人。浩瀚的《二十四史》里,除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篇《货殖列传》以外,再也没有谁给商人写过什么东西了。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士,但据现在所知,这其中只有子贡一人能挣钱,其他的人都是当官的或者是做学问的。所以说,会挣钱的人、企业家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没这些人,光有做官的、做学问的,也是不行的。如果说把湖南大学、湖南师大、中南工大都作为岳麓书院的后裔,应该说有几十万弟子了吧?除了出了王全福、梁稳根几个人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企业家,当然也没有出大的慈善家。我认为,应该强调对企业家的认同,对企业家的支持,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谓弱官场就是不要把人,特别是学生搞得一天到晚想当官。儒家文化讲究内圣外王,我个人认为:外王虽然是一种积极的精神,但它是引导我们走向的是做官。外王不是要你去当皇帝,那是杀头的,却教你当官。在儒家文化里,最感动的、最让人向往的就是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金榜题了名就能做官了,朝廷总得给你一个位置,迟早要你去当官。所谓洞房花烛,就成了新郎官啊,新郎官也是官啊。当然,人们可能更热衷于做前一种官,因为当了前种官,便可能当好几次后种官了,这要不得。我真的认为:做一个有尊严的、有创新精神的老百姓,比做一个无所作为或作为不大的官要好得多。所以,我强烈主张大学生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那里最好建功立业。在湖湘文化没有彻底转型之前,湖南人暂时休息休息,多思多思,多做企业,做慈善,少去做大官,可能更利天下。
      第三,增民治,减专制。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执政。但是,我认为,不管谁执政,一定要给人民相应的权利啊,如果所有的权利只停留在纸上,就是与现代化社会极不相容的。所谓增民治,就是要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大力发展社会第三部门,实现官民共治、党民共治。所以,加强社会管理是要加强社会服务的功能,而不是简单地加强社会控制。只有培养出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共产党的良性执政,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问题,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现在讨论很激烈,从政治界到学术界,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针锋相对。我个人认为的:市场经济是西方人发明的,但西方人并没有多少办法,利用市场经济,把我们害到什么程度。民主、法制这些概念也是西方人发明的,西方可能有一些坏人要利用这些东西,给我们来施加压力或者说破坏我们的发展进程。但是,普世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能因为有人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使用阴谋诡计,就说普世价值是阴谋诡计了。湖湘文化这样的地域文化,不管它多伟大,仍然只是一种地域文化,必须要引进和扩充普世价值。一个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的社会形态是发育不出现代化的。
        第四,励创新,克保守。“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湖湘文化曾是一种创新文化,但是到了今天,必须大力推动创新,包括思维的创新、体制的创新、科技的创新、行为方式的创新等等,而不能墨守旧的思维方式不思进取,不能躺在湖湘文化以前的光环下,自我陶醉,自以为是地做黄粱美梦。更不能因为梦里的幻觉与现实不一样,不从自身找原因,反倒是总怨天尤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精神就是对湖湘文化的创新,体现着文化在创新过程中的时代性、国际性和发展性。
      最后一点:大突围,永坚守。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聚集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应该看到,我们已经走到了发达国家的门口了,但是,巴西和印尼的教训给我们以巨大的警示:能否跨过门槛,实现这惊险的一跳,我们诚惶诚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西,状态很像我们今天,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开放,房地产发展速度很快;苏哈托时代的印尼跟我们今天也无比相似,但是这两个国家走到发达国家的门口的时候,一个止步不前了,至今还徘徊在门口之外,另一个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轰然倒下。这都是深刻的世界历史教训。
       最近这十年,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国家发展了,高速公路也起来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总书记、总理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我们还有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个人认为至少是有两点没有做好:第一点是这几年大量的出现了国进民退,我始终认为,民富才能真正国强,光国富,民不强,是走不远的。我不是对国有企业有意见,而是觉得只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才是中国真正的发展。第二点是房地产。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房地产不是在为穷人服务,而是在为富人服务。道理很简单,在这样一个房价飞涨的状态,多数人实际上是买不起房子的,少数人可以买好多套。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结合,也不能说就是在搞腐败,但这样一种结合确实是房价高涨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是,把大量的资金和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行业里来了,既然炒一把或者说搞一块地开发一下,就能赚多少亿了,那谁还去搞科技创新呢?谁还去打造世界品牌呢?但是,如果没有影响世界经济的品牌,如果没有大量的科技创新,我们这个国家就永远迈不进发达社会的门槛。永远只能在第二三流国家行列徘徊。这十年,我们错过了一些非常美好的时机,我们在国际品牌,核心技术方面虽然不能说一片空白,但是也是寥寥无几。这十年,出了不少的腐败官员,当然也出了不少行贿的企业家,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与环境破坏、食品安全、没有信仰理想联系在一起,使整个社会看不到充分的希望。面对这样一个形势,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认为:
       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们印象中间只知道重庆那里在唱红歌,把小叶榕都改成小白果树了,还有红歌广场,红歌频道,干部下乡三同等等,但是认真一想,唱唱红歌有什么不好啊?没有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唱唱共产党好,有什么不行啊?但这有一个标准是看老百姓满不满意。据说那里的老百姓满意度在提高。另外,这两三年,重庆的引进外资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如果这两个事实成立,我认为那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了,那就是真的共产党回来了。如果没有这么一批卧薪尝胆的共产党人,要走出这个困境,是何等的艰难啊?
       第二个就是要实现大突围,要学习当年刘邓大军,打到外面去。怎么突围法呢?我个人认为,大城市应该向小城镇突围,城市向农村突围,资本向道德精神突围,传统的体制向多元化的社会体制突围。应该大力地发展社会第三部门,大力发展NGO。在突围中,我们当然要坚守中华民族几千年中的文明,湖湘人在突围中一定要坚守那份大气、霸气和豪气,那种担当精神,那种吃苦耐劳的品格。
我深信:以岳麓书院为主要传播基地的湖湘文化,在经过痛苦的改造后一定能够浴火重生;我也深信:具有了全球化视野和发展特征的新的湖湘文化一定能再次走到历史的前沿,引领时代的潮流,一定能在民族复兴中再一次发出耀眼的光芒,再一次影响全世界。
        谢谢大家!以上观点仅一家之言,仅供大家思考、批判。谢谢!
 
(根据理事长卢德之博士在岳麓书院明伦堂的讲座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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