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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精神与物质主义的对峙
发布时间:2008-05-26

 

         该认真对待了:精神道德层面的危机

  《资本精神》一书中,卢德之一口气写出了困扰目前的五大问题,且有详尽的数据和事实。让笔者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知识界颇为流行的一书——山坳上的中国。卢德之提出的五大问题分别是:教育、社会保障、公务员腐败、环境、道德和精神。卢德之断言:目前,中国面临着许多危机,但人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可能是其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刻、最具根本性、解决起来也最困难。此段话引自《资本精神》第259页。历史耐人寻味地是:近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成了个种思潮主义的跑马场。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无政府主义、好人政府、虚无主义、儒家孔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阶级斗争......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抛妻弃子。学西方英美,学东方日本,学强邻苏俄。尸山血海中,新中国成立,建国后又是不止休的政治运动,毫不松懈的极左路线、整人斗争,灵魂深处闹革命,父子成仇,夫妻反目,此种状况到文革期间达极致。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和精神生活多次遭无情解构,其毁坏和异化程度是惊人而惨不忍睹的。现在仍有大量的回忆和小说写到这段历史和相关人物。

  真正的知识份子是永远站在对社会主流文化批判的立场上,他们有着超越人类文化发展的过激、空想,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他们在不懈地质疑着我们现存的生活方式、社会体制,不停地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呼唤。然而,在强权下,知识界的准则“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荡然无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全民消灭麻雀而讴歌,曾写出《四世同堂》的文学巨匠老舍写快板,告诉读者如何养猪。这是怎样一段让人尴尬而不堪回首的历史。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路线之确立,首先是政治的清平,思想文化界的松绑。正如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云:你们可以通过议会,举手表决的方式让我下台,而不是暗杀和清算,这便是历史进步。笔者在此要说的是:你可以说改革开放如何不好,原先如何好。但我原告诉你,在”原先”的日子,你是不能说坏的,哪怕是想,都可能遭来横祸。这便是历史的进步。

        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其经济社会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切予以高度评价。这是任何一名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和纵深感的中国人都应这样。但我们仍应清醒而清楚地看到,近30年我们的中心都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放松或忽视了国人的精神家园建设。没有信仰,丢失灵魂的追逐财富之怪兽,其破坏力是可怕的。亡羊补牢,尤未为晚。从次意义上来说,卢德之先生提出的资本精神兴许是“补牢”之策。精神、道德层面的危机和问题,不仅会阻碍我们和谐社会的建立,也会阻碍我们经济发展速度,破坏其成果。近几年各地频发的“非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闹事,便是说明。
该给无止境的物欲套上笼头了

        卢德之先生在《资本精神》中多次提出这样个观点:资本天然是自私的,自私的人必然是短视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道德基础,没有精神准备,资本带来的破坏速度甚至比它建设建设的速度还要快。于是他提出,“资本必须由具备资本精神的人使用”之观点。此应是古今中外的智者一脉相通的认识。
人的欲望是依当时条件而产生变化的。记得笔者刚从乡下招工时,只盼到肉食水产公司去砍肉。因为当时买肉要凭票,为养几斤肥肉得找关系,要好大面子。未果后进厂,笔者又向工厂搞人事劳资的大姐提出,想到食堂去煮饭做菜。天干三年,饿不死伙头军。那位大姐笑出声说:“别人都想调出来,唯独你想搞食堂。”

        随着条件之变化,人的欲望又是无止境的。至少在笔者的视野中,还没见到谁嫌自己的钱多,嫌官大了,而是恰恰相反。

        在狂热地追逐财富和权利的过程中,胜利着才能书写历史的经典,使人们往往容易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在富人和权势者面前,大众传媒成了买弄风情,邀求青睐的风尘女。中部某省一家发行量颇高的报纸在外打出的广告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什么人在社会中有影响力——权贵和富人。而一家消费类报纸总为其报的定位是:做给月消费三万元家庭看的。

  我们社会大家制取向是有历史缺陷的。从二千多年前“前踞后恭,季子多金“的经典故事,到现在的2400多人报考一公务员职位的火爆场景,笔者不知道,这究竟是值得称颂,还是该值得悲哀。我们的价值取向中重要的标准无非是2个字:权和钱。说到公务员,便问他当了多大的官,在什么衙门任职。说到职场,首先要问的是月薪多少。说到对象,首先要了解的是,对方身家多少,可否有房有车。其功利心是不加任何修饰的。为了正义、信仰、艺术、爱情这些宏大而无法量化的目标而献身者,鲜见其人。

        富人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占有,既无端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又让他们如牛负重,得不到真正纯净的快乐,更给和谐社会的建立带来阴影。

        是该给无止境的物欲套上笼头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财富和权势,是否可能?是否值得?财富除了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外,是否还有更具道德高度的价值?在财富和权势之外,是否存在普世而永恒的精神追求?所有上述疑问,无一不追问着愿意思考的中国人。卢德之先生应是其先驱者。在《资本精神》一书中,他对这些疑问作了充满哲理而诗意的回答。

        慈善应是富人的解脱和精神升华

        卢德之先生对前文所述的诸多疑问,开出的药方是:富人节俭、节欲,将超出生活所必需的财富捐献给社会和穷人。然后让以民营为主的慈善基金会去运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体系。

        这是“骆驼穿过针眼”的工程,是一必须为之的工程,是一对大家都好的工程。对此《资本精神》中多哪次例举了比尔•盖茨、卡由基、洛克菲勒等一大批慈善家的名字,也对比了中外慈善事业的异同和差距。

        作家贾平凹曾这样写到:从为见过哪一个国家,哪一种社会制度,能如同中国现在,把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奇异地融合在同一国土上。作者从西按向往西北方向一路走去,便真实地感受到三种应相互排斥,逐步推进的文明及人类生存状况。

        这便是当代中国的现实。

        笔者20余年的记者生涯,见证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类似的差距,感受了草民发不出声的悲痛,也曾和“月消费3万月家庭”有过交往,享用过他们一掷千金的奢华。感觉中,富人有他们不同的隐伤和忧虑,而穷人的苦恼却基本相同。前者更多来自精神层面,后者大多为物质要求。其实,一个好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的社会,而应是如卢德之先生所指述的那样,“让穷人变为富人,让富人变为好人”的社会。这两种变化如何形成,这便需要人们拿出智慧,进行一系列制度层面的构建,仅仅呼吁是不够的。在一个穷人的上升通道被弱化,富人的财富和地位被固化的环境中,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无法享有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产生和社会断裂开的“非认同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不多的富人也许坐到了火山口上,正如民间笑话所说:开宝马车撞人是阶级矛盾,开富康车撞了人是人民内部矛盾。

        可悲而让人沮丧的是,在中国富人中,大多数人没意识到这点,这也是我们没有比尔盖茨类似的富人,善款不成比例的原因。莫非,定要让火烧到自己身上时方去找水龙头。

        其实,慈善是富人的解脱和精神升华,也是所有人的解脱和精神升华,笔者病不信奉佛教的因果报应,也不追随圣经中的上帝,只是真诚地赞美慈善之人,尽管这类人太少,太少。

        卢得之先生看到了这点,并提出了“资本精神”这一让国人陌生的理念。只是笔者认为,要让“资本精神”成为社会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在中国还有漫漫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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