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学历“追逐症”在我国持续蔓延，高校校园的“考研热”，机关干部的“拿证热”，用人单位对高学历人才的“高消费热”铺天盖地。许多招聘单位动辄就以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作为学历要求。“本科生扫地”、“研究生卖货”、“博士生打杂”的新闻不再鲜见。但是这种追逐最终并没有成就就业市场的繁荣景象，反而造成了拥有丰富知识和高学历人才的“贬值”和“积压”。高学历者失业则正是知识型失业的一种显性形式。而对于人才匮乏的发展中国家，知识型失业被称为“贫穷的奢侈”。如果知识型失业大规模出现，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降低社会整体工作效率。
一．知识型失业释义：
1．知识型失业定义：
根据国际劳工局的定义，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是指受过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在目前，对知识失业的具体界定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知识失业是指一部分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界劳动者找不到工作或屈身做以来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所推测的标准结果，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愈高，失业率往往愈低。但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某段时期，教育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却呈现出一种异常的正向关系：教育水平越高，失业率越高。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就曾因为中等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批找不到合适职业的知识青年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失业状态；长期实行免费教育的斯里兰卡，20世纪70年代有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失业者；韩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处充斥着无所事事的毕业生。”知识失业”在一些国家的某段时间里曾成为令人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
2．知识型失业在我国的现状：
结合知识失业的概念来分析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可以说，我们确实遇到了比较严重的知识失业。而且近几年来，知识失业的程度又有加深，表现为失业者的受教育层次越来越高。当前硕士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和在毕业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下降就是表现之一。据学者估计，今后十年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会持续上升，只有到2010 年以后才会有所下降。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失业是一种总量上供大于求的失业，近期内得到缓解的空间很小。
所谓毕业性失业，指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由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不能在当年内找到工作岗位。它包括经济学上所说的“自愿失业”（在现有的工资条件下不愿意参加工作）和“非自愿失业”（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条件仍然找不到工作）。大学生失业对于人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也带来了社会问题。如何稳妥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
目前我们在就业市场上，大学毕业生所遇到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冷门专业毕业生比热门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因为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基本趋于市场化，市场机制在就业市场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大。大学生就业工作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是一个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的转化，也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社会需求总量增加不大的一段时间内，毕业生层次间的挤占岗位的效应将是一个趋强趋势。同层次、相同专业毕业生的名牌校与普通校之间，培养质量和特色的竞争将格外激烈。二是专业不对口和人才高消费现象严重。许多大学生为了拿到高薪或者追求稳定、投考公务员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宁愿放弃专业对口的单位，而很多单位更是盲目“人才化”，本来专科生可以做的工作偏偏用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来代替。三是某些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方面“高不成，低不就”，陷入了选择性失业的怪圈。
在现实中，这种青年人的“知识失业”不仅会表现为显性失业，即青年劳动者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愿望，却无工作机会；还可以表现为隐性失业，如就业不足、人才浪费和“教育过度”；甚至还会表现为知识青年理想与现实具有较大落差的自愿失业和“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摩擦性失业等。
二．我国知识型失业的成因及特点分析：
1．供给徒增，为劳动力市场消化就业带来过大负担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这在绝对数量方面大幅度增加了高等教育的供给，从而增加了知识劳动者的供给，目前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与此相对应的是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相关结构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客观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保持稳定，大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有关资料显示，知识劳动力总体过剩的局面几乎已成定论。“十五”期间，我国可提供的劳动岗位为4000 万个，每年平均为800万个(其中绝大多数是“蓝领”劳动者，这些岗位是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去的) 。而高学历人才以30 %的速度递增，2001 年全国高校应届生为115 万人，2002 年为145 万人，2003 年达212 万人，2004 年达250 万人，2005 年达330 万人，在加上民办高校毕业生，人数应达到400～500 万人，这就意味着知识劳动者的就业压力将空前巨大，相当一些有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几乎肯定将处于失业状态。
另一方面，知识失业的供给成因除了高校扩招引致的大学生供给数量大幅增长以外，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不对称同样导致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从现实情况看，为了应对招生竞争，许多高校热衷于盲目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这是需求带动供给增加的市场竞争中的必然反应，但由此而来的潜在问题是：对于高校和教育需求者来说，其决策都是在不充分的信息系统中进行的，充满了各种由于人为因素带来的干扰，产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风险以及扭曲。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一般是由政府主导的，而不是由市场主导的，这就会导致一些专业设置偏离市场需求，造成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用武之地。其次，在培养过程中，有的学校盲目追逐热门专业，如农学院开设房地产经济、土管与城建;师范类开设工商管理等。但实际上师资力量不够，无法根据视察对人才的需求特点来培养，加之学生人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少，造成大学生毕业后“次品”多，“合格品”少。教育质量下降，就会造成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不相符，于是只好降格利用。倘若高学历劳动力不愿被降格录用，就可能导致比较广泛的知识失业。
2．当高期望遭遇冷需求，知识失业应时而生
在就业市场上，一般认为，较高的教育水平通常能够带来较高的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工资差别理论，工资差别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和补偿，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含量越多，其劳动生产率和边际产品价值也越高，理应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就改变了知识劳动者的收入预期。而不同的收入预期却导致了个人对继续教育的热情不减，持续不断地增加对高学历的追求。
而事实上，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并不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需求方更愿意接受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者，由此便出现了“人才高消费”的误区。一些单位和部门招聘人才时，不是根据用工需要，而是相互攀比，竞相以高文凭、高学历为条件，人为抬高毕业生的就业门槛，造成了对毕业生需求的“扭曲”。以至于即使大学毕业生就业以后，也会出现不安心工作、频繁跳槽的现象。
知识失业的需求成因除了与用人单位的人才高消费有关外，还与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日趋理性有关。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导致大学生动手能力差，缺乏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大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先有一段适应时间以提高其实践能力，在这段时间内难以给用人单位创造效益；而当他们在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后往往又“另谋高就”，这样用人单位非但得不到收益，还要支付工资等成本，因此，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日趋理性。许多用人单位要么不愿意招聘应届毕业生，要么开出较低的薪水以减少大学生失业现象的发生。
3．观念障碍导致知识青年“自愿”失业
多项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几种观念：一是不愿到非公企业就业，而热衷于行政、事业单位，因而淡化了专业观念。而事实上由于机构改革和下岗分流，使得公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消化大学毕业生的能力越来越小，这不仅使就业机会大大减少，而且即使就业也使得大学生不能学以致用。二是择业地点大多选择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对西部地区、基层和农村不感兴趣。经济发达地区与大中城市以其灵活的用人制度、丰厚的薪酬待遇以及美好的事业发展前景等多方面的优势，逐渐形成了人才聚集效应；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基层和农村，则因其多方面的劣势形成人才离散效应。三是高工资收入和好的工作环境是大学毕业生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是对社会期望值过高的表现。
4．制度障碍催化知识失业
知识失业与现行用人制度不完善也有密切关系。在市场机制下，劳动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要得到有效利用，就必须能够自由流动。而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许多制度还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如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着城乡二元分割和所有制分割的局面，劳动力流动成本高。城镇劳动力就业享有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劳动力则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大学生若到农村就业，就意味着放弃了城镇人口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加上由于户口等因素，一旦就业而要再流动，特别是向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十分困难。而在印度，大学生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可以暂时回到农村，待经济形势好转后，再回到城市找工作。这不仅是就业观问题，也是一种劳动体制设计问题。我国大学生宁愿在城市等待就业，也不愿暂时回到农村或边远地区就业，这表明我们的就业体制设计存在缺陷，还没有形成人才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的体制。
三、知识失业的社会危害
1． 引发普遍社会焦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读书一直就是取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主要途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读书一直就是取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主要途径。我国从恢复高考以来，接受高等教育能给个人带来良好效益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人们的观念中，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就意味着名利双收，前程无忧。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失业时代却是真真切切地到来了，教育投资风险明显显现出来。这于民众长久以来的心理预期发生冲突，使民众产生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情绪，因而引发焦虑。而且这种因知识失业而产生的焦虑还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它会通过焦虑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将这种焦虑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中。
2． 引发社会不公
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存在。对于农村社会成员来说，超越这种二元社会结构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务工的形式从农村流向城市，二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摆脱农村人的身份。但真正实现这种超越的则只有接受教育这一途径，因为大多数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只是一种空间上和地域上的改变，他们原来低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不能得到实质上的改变。农村社会成员在”不再让下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一朴素的向上流动的观念的支配下，倾其所有让下一代接受高等教育以便跳出农门。而知识性失业的存在使得他们不敢再进行代价昂贵的教育投资，从而使得他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改变命运的机会较以前更为减少。而有能力支付这种教育投资的人，仍然能够选择为自己和子女提供超过一般水平的教育，从而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样一来，社会不公得以引发。
3． 加剧了贫富分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实行收费教育，这样，通过教育这一非常合理的途径使得财富由弱势区(农村、城市中的贫困阶层)进一步向强势区集中。在教育投资收益比较好的时期，知识主体可以通过获得教育收益将一部分强势群体和强势区的资源回流给弱势群体和弱势区。例如: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通过对父母的反哺、对周围亲戚朋友邻里的照顾等使得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也分享了一部分强势群体和强势区的资源。而在知识失业时代，由弱势群体流入强势群体、弱势区流入强势区的财富却因为知识主体的失业，导致了这一回流渠道的中断。这就加剧了群体掠夺弱势群体、强势区掠夺弱势区的后果，致使“马太效应”显现，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大。
四、解决知识失业的思路：
尽管知识失业现象在近期内得以缓解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还是应尽可能防止“知识失业”现象在我国进一步蔓延，避免其对我国未来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冲击，采取相应对策解决这一即将显现的问题。
1． 倡导教育改革，使高等教育能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人才培养“前沿阵地”的高等院校应加强竞争意识，把市场调研引入到高校的专业设置当中。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掌握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特点等情况，再来设置专业，这样的专业毕业生出校后，受社会欢迎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强。同时，专业设置还需要有战略眼光，着眼长远。此外，专业设置还应量力而行，不能盲目追逐市场热点。有了足够的师资才能申报，以免误人子弟。
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学校要紧密联系市场，密切关注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注重能力的培养，把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在毕业生分配环节上，学校则应成立专门的就业知道机构，派能力强的工作干部，投资建立齐全的设备，及时提供就业信息。同时高等院校还要加大办学体制的创新，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教育的发展，紧贴社会和市场需要，灵活多样地开展办学，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鼓励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努力拓展海外就业市场;切实加强实践环节，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努力提高学生的实际技能和动手能力，把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社区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紧密结合起来。
2． 国家应该着手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对称问题
首先，负责招生考试的部门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考试质量，从社会对人才素质的需求这个大范围入手，完善考试制度，使考试能更好地测试应试者的能力素质，统一考试和认证标准，让证书成为雇员能力信息更有效的证明物，严把高校学历关和职业证书关，使受教育水平更好地反映学员的能力素质。
另一方面，建立用证书来评价求职者之外的其他信息搜集制度:一是探求考试证书以外的其他反映求职者能力信息的新方式，建立利用其他信息传递来考查劳动者能力的制度;二是规范用工试用期制度，完善有关劳动法规对试用期的规定，使试用期制度真正成为在证书作为评价求职者后的进一步的信息甄别制度，以便雇主进一步确定雇员证书与其能力是否对称;三是雇主单位应健全内部竞争机制，引导劳动者向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流动，努力创造一种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积极性。
3． 转变学生的择业观念
高等院校要联合社会花大力气，通过大量、长期的就业知道教育，把大学生的择业观从追逐高工资、高待遇、好单位、好地方转变到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能最大化转化人力资本上来。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到基层工作，从“小”做起。
4． 形成统一的有利于人才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的服务体系
为实现知识行劳动者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知识失业，必须有一个开放的有利于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人才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完备市场，可能出现因供需不平衡的绝对性引起的结构性“知识失业”和供需不均衡引起的区域性“知识失业”现象，从而影响国家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
目前我国的人才市场需要立法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形成并维护一个统一、开放、公平和有效率的人才市场;要加强就业制度改革，尽快废除一些落后的，束缚人才流动的人事管理制度，创造一个易于人才交流的宽松环境。同时，要加大就业市场建设力度，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科技，建立全国统一的知识劳动力市场，实行知识劳动力供需全国联网，支持、鼓励用人单位网上招聘。此外，还要对愿意到西部落后地区就业的知识劳动者给予政策优惠，拓宽他们的就业面。
5． 发挥第三部门作用帮扶有需要的大学生求职群体
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三层次分配”理论已经广为普通公众所熟悉。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
其实在就业市场，如果我们采用此理论类推，也可以得出就业机会的“三层次分配”。第一次分配，市场按照毕业生的能力，解决就业能力强、自身素质高、信息获取充分的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为某些高竞争性行业和岗位找到了适聘性强的毕业生。第二次分配，由政府调节解决，即某些特殊行业的岗位，采用国家分配就业、选调、派往基层和艰苦地区就业的形式，解决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第三次分配，则由第三部门类的社会组织提供无偿或者资助类的就业扶助，帮助在就业能力和信息获取方面处于劣势或者有极大需要的毕业生群体，提供资金和就业技能上的帮扶。帮助他们达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时用人单位的要求，弥补个人的竞争短板。
这种扶助一方面切实的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兼顾了竞争公平性的问题。在起点上，为这些有需要的大学毕业生营造了一个拉平起点的机会。在未来，这种扶助必将成为我国就业政策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将成为众多第三部门组织可以发挥自己补充作用的重要领域。
总之，提高劳动力市场、教育市场的竞争程度和使学校教育更切合社会生产实际，才能减少社会效用损失和高学历失业。具体措施可从户籍制度、收入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入手，消除劳动力流动制约因素，切实解决城乡及行业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促进劳动力流动，改善劳动者素质与其报酬不对称的状况，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
笔者相信，在知识储备上处于强势的知识劳动力，只要在政策上稍加引导就可以出现蓬勃就业的欣欣向荣景象，如同治疗疾病的道理一样，解决“知识失业”也要持一种“病向浅中医”的观念，如此，知识型失业也将会很快被遏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