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慈善意识在中国尚未普及，而炒作、担忧、质疑等社会情绪蔓延，使中国慈善在口水中“裸泳”，这种现象长期下去，应该说是我们千年文明古国的悲哀。
       

        2009年10月，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将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人民币有价证券捐赠给慈善基金，将致力于打造中国的“盖茨基金”。

       然而，陈发树的过于“慷慨”引来的不是掌声，而是当头一“板儿砖”。 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们轮番“会审”，让新华都慈善基金操办人“打工皇帝”唐骏难以招架。

        更让唐骏没料到的，是发布会只是尴尬的上半场，发布会后，关于陈发树豪捐的质疑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新华都基金会刚一“出生”，就被淹没在了一边倒的舆论情绪中。

         陈发树刚套到头上的“慈善家”光环转眼间就缩水成了“紧箍咒”。

         其实，陈发树的痛，仅仅是近年来慈善家们遭受的“道德拷问”的缩影。早在2009年3月，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这部分股份超过40亿元。让曹德旺始料未及的是，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引爆了舆论界。他刚宣布捐出股份就被质疑为目的不纯，有媒体甚至指出，慈善家曹德旺高调搞股份慈善的同时，不对投资者分红，家族成员薪酬却逆势上涨，而且其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同样被质疑。
面对慈善家们的豪捐，有人质疑，财富生成有问题；有人预测，他们要用基金会实施财富暴敛……舆论的围剿让富豪们成为众矢之的，质疑的声音也因为捐赠数字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分贝。

        没有狂妄记录的富豪，向来低调的慈善家们，此时不仅成了舆论的“角儿”，而且还赤裸裸地站在世人面前任其审视，丝毫不见舆论“慈善”、“宽容”的一面，反而是“四处扣泥”，非要证明那就是棵“烂了心的菜”才肯罢手。

        其实个别媒体，对事件的敏感质疑，本来无可非议，那是媒体作为舆论工具的本性使然。但笔者用“陈发树，慈善”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的时候，40多万条的新闻报道及转载，舆论口径惊人地一致，纷纷“棒打”陈发树的“别有用心”。这种舆论的一致性“偏爱”，在笔者看来几近恶俗。

        为何同样的慈善捐赠，大洋彼岸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享受的是鲜花和掌声，而中国的慈善家们招致的却是“口水”和“苍蝇”？

        单从“慈善事业”一词的表面意义上解释，东西方就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中国对慈善事业的一种解释是：“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可见，在中国，慈善事业还是个比较有争议和分歧的事情，并不在可褒奖的行为之列。

        而西方对“慈善事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 ，它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他服务，来提升人类的福祉 。”

        其实，在西方国家，公众的慈善意识，除了得力于宗教濡染外，更重要的，尚在于规范而有序的社会文明给予他们的理性启蒙和人生参悟。在公平竞争下诞生的财富，享受着来自体制空间和价值舆论等公共环境的绝对呵护和器重，享受着来自社会的荣誉馈赠和价值肯定，社会器重促成了自我器重，而自我器重恰恰是一个人承担使命和责任的心理基础。

        “主人翁”意识在美国深入人心，人们把慈善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美国的社会捐款中75%以上来源于普通公众每月的小额捐款?，而且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遍布全美，在美国国内外发挥重要影响，慈善捐款额度所占其GDP总量一般要达到2%左右。而在中国，每年的慈善捐款额度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到万分之二。

         可见，没有人是天生的慈善家，行善需要氛围和机制。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的“脸上”却一直刻着“唯利是图”、“视钱为命”的刺青，在舆论心理上形成了刻板印象。在这种思维逻辑下，一个“唯利是图”又“视钱为命”的人，能主动拿出钱热衷“慈善”，一定是另有所图。 

         异常的思维模式造就了异常的舆论情绪，对于中国企业家们而言，“捐”与“不捐”都有“咒儿”念，不做慈善，被批评是“铁公鸡”， 即便做慈善也必须低调处理，不敢张扬，因为当捐款额为十万时，肯定有人骂他捐少了，捐100万，就怀疑他借机打广告，捐1000万，质疑哪来那么多钱，肯定来路不正，等等，各种版本的恶毒揣测层出不穷。

        舆论的执拗更是令后来者忧虑，善行如履薄冰。

       安踏体育的控股股东丁世忠及其家族拟配股8000万股借以募资8亿港元用于建立慈善基金。但看到“慈善先烈们”遭到世人的强烈关注，同样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丁世忠干脆采取了慎言态度，让所有试图寻找突破口的好奇者都只是得到了“现在还在筹备阶段”的答复。

        这种大手笔的慈善投入非常可贵，特别是在慈善并不兴盛的社会，这份善心就更需要小心呵护。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拓荒阶段，虽然，“布施者”古以有之，但把“慈善”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还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更多的人将自己的捐助解读为“慈善”，但完善的慈善捐赠机制并不具备，制度的缺失，知识的不足，了解得不够，捐赠文化心理更是严重匮乏，就成了社会舆论和评价系统对慈善的理解产生种种误读的最好解释。

       “富人寡善”、“穷人诅咒”正在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

        一份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其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及港台，内地富豪的捐赠仅占15%；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也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5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3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乏善”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慈善环境的产生，不仅有赖于企业家们的道德素养，也有赖于全民的慈善意识，在这种意识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跳出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横加指责，势必会引起那些从来没有捐赠或者帮助过其他人的群体感到惶恐和不安。

       若富豪们的捐款换来的不是可以仰望的丰碑，竟然是沉重的道德枷锁，只怕他们的积极性会大大降低，长此以往，对我们刚刚起步的慈善事业相当不利。

       慈善意识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合理的慈善意识能激发人们的思辨精神，促使人们以务实审慎的态度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培育健康、宽容、自信、理性、谨慎的慈善意识，需要慈善人的努力，也需要国家的支持，更需要新闻媒体的舆论正确引导。

       当慈善的人站出来的时候，我们举起的不该是棒子，而是鼓掌的双手，给予的不是口水，而是良善的期待与鼓励、祝愿。

       让我们给善举者热烈的掌声吧！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