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受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等的邀请，我们华民慈善基金会一行四人于4月12日至15日对美国进行了历时三天半的访问。我们先后访问了三个地方，一是罗格斯大学，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单位；二是洛克菲勒庄园，在这里参加了洛克菲勒家族召开的慈善国际会议；三是福特基金会，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到访罗格斯大学时，校长巴持博士不在，委托常务副校长爱德华兹博士出面接待。我们在罗格斯大学参加了三项活动：一是与华民研究中心的学子们进行了交流；二是与罗格斯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等进行了会谈，就中国现代慈善以及华民慈善基金会与罗格斯大学华民研究中心的合作进行了探讨；三是与罗格斯大学负责人及相关学者以共进晚餐的形式，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研讨会，讨论了中国慈善与美国慈善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探讨了如何推动中美慈善转型问题、如何反思中美慈善文化问题等，还从慈善出发，讨论了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许多问题，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主客坦诚，客观理性，畅所欲言，收获很大。
在洛克菲勒庄园，前后待了两天时间。洛克菲勒庄园处于纽约州威切斯特区哈德逊河的河岸边，非常美丽而又充满神圣与传奇。现在的庄园占地面积是三百多英亩。实际上大庄园占地三千多公顷，其中大量土地已经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庄园现在的掌门人，就是这次国际会议的召集人告诉我们，第三代洛克菲勒掌门人若干年后，这几百多英亩的土地也会交给基金会。参加这次洛克菲勒庄园会议的有慈善家、企业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有美国人，有非洲人、拉丁美洲的人，还有几位中国人。大家就许多问题，特别是就中美传统慈善、中美现代慈善、中美家族慈善以及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总体上说，这是一个专家和富人交流思想的闭门座谈会，一个跨界跨国的广泛讨论全球慈善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问题，并且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座谈会。
在福特基金会交流的时间不长。但是，几个小时里我们会见了福特基金会的会长、副会长和涉及中国事务的官员，并就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些项目，包括未来与华民慈善基金会的合作等事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福特基金会是一家在全球通过项目推广价值观的基金会，有鲜明的价值观诉求。我们的交流非常深入，达成了很多共识。
这次访美交流，我们感受到：加强与美国的学校、基金会特别是大基金会的交流，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发展大有益处。这些高校和基金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发展的民间智库。这些民间智库的运行，在美国和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特定作用。
以下几个方面，则是我几天座谈与思考的主要内容。
一、中美慈善的基础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最富裕、最强大的超级资本主义国家，两国之间的慈善交流与合作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涉及到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把重点放在加强中美两国慈善文化与慈善体系的比较研究，更好地促进中美慈善交流与合作。
我们探讨中美慈善交流与合作，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中美慈善的历史和现状，要搞清楚中美慈善分别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了解中美慈善的过去和现在，才能定位和展望未来。换句话说，探讨和解决中美慈善的若干重大问题，必须在客观理性的时空观下进行。尽管我专职从事慈善活动的时间只有六年，但这六年来，我对慈善事业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感悟。中美慈善事业的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历史文化背景
中国慈善事业拥有很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尽管也存在许多缺陷或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慈善事业建立在中国特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特的运行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还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的中国就产生了“井田制”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当时的土地名义上归周天子所有，是一种“奴隶社会的土地公有制”。在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下，产生了井田制。什么叫“井田制”？一块井田，中间那块地是公田，旁边的则是私田。而且，私田也不是永久的私田，男丁到了60岁后，如果他有儿子，就转到儿子名下继续耕种；如果没有儿子，就转为公家所有，再分配给别人耕种。所以，这样的私有制实质上具有相当大程度的公有制的成分。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井田制”没有成熟发展就瓦解了，土地问题和矛盾变得日益突出，人们围绕土地问题展开长期而复杂的斗争。最典型的特征是，土地一下被聚集起来，一下又被分散开来。具体来说就是，地主阶级形成后，尽管已经占有了大量土地，但是仍然不断地把农民手里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最后导致广大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生存的基础，迫使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发动农民起义。这种土地的分散与集合，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不断循环演变，一次又一次反复，结果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之中挣扎，始终跳不出“土地”这个圈子。这就是说，传统的公有制一直是人们追求和向往的追求，但是没有得到合理的发展，成熟的私有制又没有建立起来，。这种矛盾相互冲突，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围绕最能体现公有制特征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使中国社会不断处在一种发展、动荡、再发展、再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总体思想是主张共享的，追求的是公共所有。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或者说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西方人的价值取向就不一样。西方人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就强调个人所有，希望通过所有制的清晰化来推动个人的创造力、个人的发展精神。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西方建立了一套很成熟、很完善的私有制体系。西方慈善就建立在这种相当完善的私有制基础之上。
所以，中国慈善和西方慈善，他们基础是不同的。中国慈善是建立在以均平富的公有思想基础之上的慈善，公有制是基本的价值观。西方慈善则建立在相当完善的私有制基础之上。当然，无论是中国慈善的公有制思想，还是西方慈善的私有制基础，都不是纯粹的。中国人讲公有的时候，也伴随着私产制发展；西方人讲私产的时候，也伴随着公有体系的成长，所谓私有制、公有制都不是纯而又纯的。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中国慈善和西方慈善的差别：由于财产所有制的历史形成过程不同，中国慈善试图通过一种方式，召唤大多数人起来共同参与慈善活动；西方慈善虽然也召唤大家共同来参与，但是最重要的则是富人及其家族在发挥作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毛号召大家学习雷锋的时候，就是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学习雷锋。那时候，雷锋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楷模，极具普适性，适合所有人来学习。而且，中国人树立了这样一个大标杆，全国人民都会去学习。但是，西方人树立某个标杆，绝对不可能号召也很难号召全社会都来学习他，只能号召一类人来去学习他。比如说学洛克菲勒，所有的人去学，那是学不到的。怎么学？只能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和像洛克菲勒那样的人去学习他。所以在西方，只能是一种类型树立一个标杆，不可能树立一个全国人民都能学的标杆。
所以，我们讲学习西方慈善，一定要比较分析东西方慈善不同的思想文化基础，弄清了不同的基础，再来研究相互学习的问题，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做了。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哪些普遍规律是我们都要共同遵守、共同学习的。比如慈善的制度化、专业性、透明度等，无论对西方来说，还是对东方来说，都是好东西，而且西方已经走在前面了。中国在建立现代慈善制度过程中一定要好好学习。同时，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学习基础的。比如中国人这种公有的文化基因，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细胞之中，谁想改掉，让我们走到西方那种私有的文化体系之中，那是做不到的。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足球本来是一个集体主义项目，按道理中国人应当很会踢足球。但是，现在中国人就是踢不好足球。于是有人说，中国人只能一个人做事，不能合作做事。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学习西方人的个人主义没有学好，又把自己的集体主义忘掉了；学了一些个人主义，又是一些极不成熟的个人主义，肯定就会不伦不类；我们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忘掉了，去引进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又简单地嫁接在一起，这怎么行呢？结果只能是，中国这个发明足球的国度，总是不会踢足球，屡战屡败。
建设中国现代慈善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学习西方只能学习他们的慈善制度体系，学习他们的专业能力，学习他们怎么推动公信力、透明度建设，把他们的好东西嫁接到中国集体主义思想文化基础之上来，这才是中国现代慈善的出路所在。
慈善本来就和足球一样，是集体主义的、共享思想的载体。我们千万要吸取足球的教训。我们要跟我们传统的集体主义、共享思想对接，然后再学习西方制度化的慈善规范体系，推进中国现代慈善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现代慈善才会被中国人所接受、所拥护，才不会出现足球那样的状态。
（二）政治基础
翻开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篇《五帝本纪》，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的中央集权体制似乎是从黄帝开始就有苗头了。当然，正式确立君主专制中央集体的是秦始皇，直到1913年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延续了2000多年。近代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的战争、ge min和运动，皇帝被彻底抛弃了，但大一统却成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基因，怎么革命也革不掉。从原来的皇权制，到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一直保持着大一统的惯性。大一统体制下，公益慈善的很多功能和职责是由庙堂或者说政府承担着，原来的庙堂主要是治理黄河，赈济遭受较大自然灾害的灾民等，而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把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全都管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就开始逐步地放手，既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我们相信中国的政府会进一步转变职能，但让中国政府变成欧洲政府或者美国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逻辑，也不符合大一统的逻辑。
相比较而言，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采取城邦制。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出现了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但是罗马帝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像中国这样严密的统一管理。为了进行有效统治，罗马帝国皇帝打起了宗教的主意，把基督教确定为国教，希望从意识形态上加强管理。结果呢，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个，西罗马帝国又被日耳曼人消灭，欧洲从此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中世纪的欧洲，即使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一，也不长久，基本上处于一种小国寡民、诸侯割据的分裂状态。于是，才有了欧洲现在的这种小国林立的国家格局。美国建国初期，国会连征税权都没有，职能有点像现在的联合国，是各州开会不断讨价还价，搞出来一部宪法，才有了美国现在的联邦政府。即使到了近现代，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以前，美国的社会福利主要是由民间力量来承担的，美国一大批基金会或慈善机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来的，直到现在，美国相当大部分的慈善机构还是主要为社区或本地服务的。
（三）经济发展水平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经济结构亟需调整、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但中国经济是充满活力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中国政府和老百姓都没有否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问题，但个别人就此唱衰中国，就过于武断了。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内在的特有优势，至少有这样三点：
1、中国人民的智慧、勤劳和节俭。据说，中国人的智力水平是位居人类各民族的前列。中国人的勤劳是全世界的公认的，在国外的中国劳工，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在国内的中国工人，只要给加班费，即使加班费达不到法定的标准，他们也愿意加班加点的工作。清末民初时，在欧洲的中国劳工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欧洲人从未见过中国人在欧洲当地举行葬礼或追悼会什么的，就有欧洲人误以为，中国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是死不了，所以就拼命工作。这当然是个笑话，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勤劳甚至超出了西方人的想象。中国有句老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国人就是能省就省，严监生临终前非得等家人捻灭多余的灯芯，才肯死去。这种节俭的观念和传统，导致中国居民始终保持着非常高储蓄率，与欧美那种注重消费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2、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正在开发的市场。19世纪初，全世界人口规模还远不及今天的中国，这么庞大的潜在消费能力，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而现在中国市场已经开发了一半，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就像人的欲望被调动起来了，是不可能再被抑制住的。
3、中国实行多党协商、一/党执政。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虽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它在动力各种力量方面是非常有效率的体制。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抵御天灾和外敌入侵方面就有明显的优势。这样的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抵御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方面也比其他体制有自己的优势。更何况中共这几十年来大力倡导市场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提到了战略高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三方面。中国经济有个规律，只要给予点自由，就很快繁荣起来，只有有了阳光，就会灿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中国市场经济必将加速发展。这是在中国建立现代慈善制度的经济基础。
而美国现代慈善制度则是建立在迄今人类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
二、家族慈善
中国的家族史远比美国家族史长得多，长了几千年。中国最大的家族——孔子家族，现在已经到了第80代了，孔子家谱已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人讲究家族史，又是特别讲究族谱。现在很多家族都喜欢修族谱。这说明什么呢？中国人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家族作为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孔子家族就是世界第一伟大的家族，之所以孔子家族能有这样的地位，与历代王朝的扶持是分不开的，而孔子家族也成为维护历代王朝合法性的重要象征。自古以来，大家族发展与政府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历代王朝都是采取家天下的统治模式，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皇权笼络社会精英家族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古代，家族兴旺发达往往与皇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名门望族与皇权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冲突，主要体现在究竟哪个家族的人当皇帝上。而在美国，家族并不像中国古代完全依附于政府，比如洛克菲勒家族既与政府互动，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强调家族对人类的责任使命。通过这种责任使命的灌输，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
为什么中国有大家族，却没有出现伟大的慈善家族呢？洛克菲勒家族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启示。洛克菲勒家族现在应该是第六代了。而我们这些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既要学习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老洛克菲勒先生的创业精神、冒险精神以及努力创造财富的开拓进取精神，也要学习洛克菲勒家族后代们投身公益慈善，以公益慈善作为履行家族使命的道德平台，促使家族能够人才辈出，跳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只有保持住家族成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家族就不会衰败。
一个家族如果出现了伟大人物，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还是科学家，他需要家族给他多少钱吗？他不需要钱。反过来讲，这样的伟大人物，给家族留下的应该是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而不是什么金钱。任何一个家族不可能总有伟大人物出现，如果后代是平凡人，那么留给他们太多的财富，根本不起什么积极作用，反倒可能成了祸害。林则徐有句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洛克菲勒家族最伟大之处就是他们那代人发明了现代慈善，并以此来维系家族的生存、发展与壮大。他建立了若干个基金会，把家族财产用慈善的方式固定起来，回报给社会。同时，他让家族所有的人，能把家族慈善当作一个道德平台，又作为一个资本平台，不断地发展与壮大。我想，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可能在家族平台上得到一些优先权，比如优先贷款，包括一些项目支持。如果你是家族中的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你就会获及更好的发展。但是，如果你在家族中是一个普通人，不会做太多的事，但至少可以在家族慈善机构里得到一份工作，其结果是保证了这个家族的长盛不衰。目前，中国人不太懂这一点，或者说懂的人不多。牛根生先生是懂的，我也开始懂了。
问题是，中国家族有漫长的历史，为什么没有产生洛克菲勒这样的伟大的慈善家呢？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来想去，最根本的是我们对资本的理解不正确。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化之中。农耕社会里，我们基本上奉行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到了后农耕文化时代，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地区仍然处在农业社会，我们引进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但是，因商业、工业而产生的大量财富没有集中到家族中，而是极度分散化了，从而没有将资本与家族有效地结合起来，却简单地与个人结合起来了，进而使资本处于一种短命的状态。西方社会则把资本与家族结合起来了。结合起来后，发现资本是有缺陷的，于是把资本运用到一种新的形态上去，这就是现代慈善，以此保持了家族的发展，又能培养出了家族优秀的代表人物，使得整个家族在一种慈善道德的旗帜下互相支持、共同发展。我想，这是美国家族基金会如此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欧美创建了很多制度，其初衷非常好，但是最后却走向了反面。比如欧洲的现代福利制度，到现在已经使很多人不愿意做事了。我去看过欧洲的一些工厂。在那里，愿意做一个好工人的人好像不太多。这就是人性的弱点。西方福利制度导致了人性的衰退，或者说是人性的蜕变。我们看看美国的慈善制度，一方面很多人愿意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捐出来用于慈善，这就是所谓的大众慈善。另一方面家族基金会蓬勃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与欧洲的现代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在美国，我不知道他们的工人们是不是以满腔的热情去制造产品，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慈善界人士，特别是基金会的人士，他们的精神面貌始终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大家都希望实现一些使命，希望为人类的美好、美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觉得，美国的基金会制度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先进的，没有使参与慈善的人变得越来越懒，而是变得越来越有精神，越来越有上进心。我觉得在中国孕育美国那样的家族基金会制度已经势在必行。中国已经出现了那么多富人，甚至富豪。说到富人，我坚决反对两点：一是反对有人简单地说这些富人都为富不仁。说这样的话，虽然有历史文化上的原因，但绝对有不健康的一面。二是反对过度非议“移民”，移民没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也的确觉得有一部分富人为富不仁，但是也的确看到有相当一部分富人想做好事、想做好人，我们的社会却没有给他们应有的机会，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这样一来，他不移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羊吃人运动，是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都会带着历史的后遗症。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事是没有规则的。在没有规则的状态下开辟市场，一定存在盲目性、损害性。我们不能因为三十多年后的现在，已经制定出了很多规则，就以现在的规则去衡量当年没有规则时的那些做法。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社会就太不宽容了。一个社会不能宽容富人，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靠穷人只会越来越穷。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欣赏穷人，都是穷人，那就连革命的对象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没有地主和资本家可以打，就只能互相打了，也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了。这实际上是人类的退步，也是由文明向野蛮的倒退。所以，一个不赞赏富人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如果富人不知道承担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的社会同样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富人要承担社会责任，就要给他设计一种制度。现在，都反对大家搞革命，富人也怕革命，但是富人想把钱捐出来就是捐不出，就像我想把四合院捐给基金会，不是基金会不想要，而是我们的制度设计障碍，一方面基金会没法要，另一方面我也没法捐。这样，富人该怎么办？富人也知道很多人在仇视他，为了减少社会摩擦，所以干脆一走了之，移民算了，去参加改造世界的运动去了。问题是，这样移走的都是先进生产力啊！我再三说，一个社会如果不尊重富人，这个社会是看不到希望的。现代化靠贫穷是做不到的。
为此，我想说的是，中国已经到了积极引导和发展家族基金会的时候了。第一，引进美国基金会制度势在必行，特别是家族基金会制度应当成为中国基金会发展的重中之重。第二，在引进美国基金会制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不能简单地模仿，更不能照搬照套。我们应当学习的是美国家族基金会制度的精神。从这个角度说，洛克菲勒家族是人类的一盏明灯，可以照亮全球的家族，特别是他们建立的那套家族基金会制度，对全球特别是对中国当下，一定会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当然，尽管中国现代慈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中国的传统慈善，无论是社会慈善，还是家族慈善，都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适合人们去总结，去学习，比如中国的公有思想、中国的邻里关系、中国社会对德者对仁者的认同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是属于全人类的公共资产，既值得全人类去挖掘，更值得我们在建立现代慈善制度、基金会制度，特别是家族基金会制度的过程中去认真总结。
三、慈善发展与民主价值观传播
我们谈慈善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美国有很多基金会都以推销民主为荣，而且也很好地配合了美国政府的战略。而中国，或者说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点害怕美国人搞民主。美国人一搞民主，天下就大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民主不好吗？如果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什么民主先生一到天下就大乱呢？无论什么“颜色革命”也好、什么“茉莉花革命”也好，革来革去都没有革好，就连现在的台湾也开始乱了。这难道真的是民主不好吗？或者说，美国政府就真的想以民主为手段去搞乱这个世界吗？也许美国真有这样的人这么想，但是我不认为美国的基金会、美国的政治家都想把世界搞乱。我也不这么看。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想来想去，我们需要对民主的历史和内涵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
什么是民主呢？简单地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与自由紧密相联。自由是说个人的事情，说个人的发展，虽然也说社会的自由。但自由归根结底要落到个人的身上，一种风气、制度、理念，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终还是要回到个人的身上。现在，中国有很多人感到自己不自由。比如想发发脾气，美国总统可以骂，中国的领导人是不能给随便骂的，尤其不能在媒体上骂。比如想对某一事件发表个人看法，相关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媒体人总是抱怨自己不自由。
那么，民主和自由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自由属于个人的行为方式，民主则属于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民主不是讲个人的行为方式，而是讲个人行使权利的权利，讲平等行使权利。英美民主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从文艺复兴到科技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民主革命，经历了四次革命才获得。而且，民主虽然发源于古希腊，但古希腊时期也不是人人都拥有民主，只有少部分人拥有。英国的民主，比如妇女的选举权，也是到了18世纪、19世纪才开放的。所以，民主在西方社会也有一个成长的历史过程。民主到了美国以后有了发展，特别是美国那些制定宪法的国父们，他们是讲民主的。他们讲的民主是有几个基础的。第一个基础是宪政。宪政这个词有些人非常反感。为什么反感呢？因为有人借着这个好词来做坏事，所以把一个好词也给弄坏了。其实，宪政是一个好词，只是有人打着宪政的牌子做坏事，相关方面不得不把宪政这个好词给藏起来了。从本质上说，在一个拥有宪法的国家怎么没有宪政呢？什么叫宪政？宪政实际上就是协商政治。第二个基础是规则、是法治。民主是要讲规则的。不能一讲民主就不讲规则，那样的民主绝对会导致天下大乱。美国选总统，大家一人一票投上来，最后还有一个选举人制度，并不是谁的得票数多就能当总统。记得当年戈尔的得票数比小布什的票数多，但还是小布什当了总统，因为戈尔的选举人票数少。所以，这是讲规则的，不讲规则则是不行的。第三个基础是确保个人的自由权利。如果一种民主把所有人关到铁笼子里去投票，这个民主还是真正的民主吗？所以，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宪政、法治和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之上的。我把这种民主叫做自由民主，这样的民主是好民主。
既然有好民主，也就有坏民主。那么，坏民主又是什么民主呢？我把它叫做民粹民主。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民粹民主很多的时候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来表达。我和许多学者都讨论过这个观点。少数服从多数不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少数为什么要服从多数呢？难道真理就不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吗？凭什么49%就要服从51%呢？只要讲服从，还会有平等吗？当51%要求49%服从他们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不平等了。有服从就没有平等。比如说，我要求你今天中午必须跟我去吃饭，你还有什么权利可言？如果你不去，就会得罪我。这样的民主就有问题了。
在我看来，最近20多年来，欧美国家在民主进程中似乎方向出了问题，他们把好的自由、民主丢掉了，搞出了一个类似民粹民主一样的东西，而且把它们向全世界推销，所以到哪个地方都不受欢迎，到哪个地方都碰得头破血流，到哪个地方就把哪个地方搞坏搞乱。这样的民主当然不是世界所欢迎的，当然也不是中国所欢迎的。所以，我同美国的先生们讲，如果你们还不反思你们的民主，就连搞民主这件事也会落后于我们了。因为我们特别是中国的民间智库已经认识到什么是好民主，什么是坏民主了。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有两大思潮，一是保守主义，一是民粹主义，而且认识到民粹主义比保守主义更可怕；已经认识到，为建立好民主，就必须强调法治意识，强调法治。
所以，我非常赞成习主席提出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思想。只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还要做好几件事：一是要做一个像样的笼子，不能把权力关进一个破笼子，那样的话，权力会关不住的；二是要把权力关得进笼子。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权力不进去怎么办？这就要发挥中华文化的伟大作用，要有好领导人。好领导人必须是有权威的，既会做笼子，又有力量把权力赶到笼子里去。许多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觉得今天右了，明天又左了。实际上，大家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迷惑，简单地的说左说右都是不对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自身廉洁，拥有力量与权威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他们善于做笼子，也有力量把权力赶进笼子。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坚决主张中国应当先法治，后民主；先自由，后民主。我不反对基金会传递价值观，推销民主观，但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要推销好民主而不是坏民主，否则就违背了基金会或者慈善宗旨，走向了反面。
四、慈善与全球治理
现在大家都强调慈善国际化，我几年前甚至提出过全球慈善一体化。道理很简单，全球只有慈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幸福感最高。坦诚地说，我是一个既经商又从善的人。从善的时候，特别是与美国的慈善家在一起时，我觉得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候。
我们既然认为慈善属于全球，那么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方式才是好的方式呢？我希望有一天能用慈善去治理全球，但这恐怕很难做到。为什么呢？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认识这个地球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治理需要依赖三个东西：一个是联合国宪章，一个是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还有一个是慈善。前两方面，属于硬治理，但做得不好；最后一方面，属于软治理，一定要做好。
联合国宪章，大家都已经认同它了，它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它真的全合理吗？中国这个近14亿人口的国家与一个3万多人口的太平洋岛国一样，都是一国一票。你说这对不对？同时，五个常任理事国一人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全世界国家做的决定，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就能否定。这合理吗？
再看看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应当肯定，这个世界警察的力量很大，也发挥了一些很好的作用。一些地方出现恐怖分子，或者出现人类灾难，这个世界警察都会赶过去维持秩序，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有很不好的一面，最大的不好就是这个警察公私不分。我们最怕的就是警察有私心，一是执法不公，一是标准不一。只要违反你们美国的意志，就说是恐怖主义；只要对你们是好的，哪怕是恐怖，你们也会说是民主，可谓标准不一。你们说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目前还是皇族统治，你们说他们都是好的。因为他们拥护你，他们就没有问题。更何况，你还要不断地强调你们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你说你们这个警察能叫世界人民服气吗？我们希望你这个警察能做一个公正的警察。不要只以维护你们的钞票印刷权为标准，凡是反对你们的就是恐怖分子，凡是支持你们的就是好人。更何况，联合国是你们主持的，你们还经常不经授权，就去干你们想干的事情。你们不经授权就冲杀出去，维护的却是你们需要的正义。你们需要的正义到底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呢？比如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也确实有人权问题，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处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中国从春秋战国到现在，绵绵二千多年，有一个道理中国人都非常明白，就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乱起来，就不仅仅是近14亿人的事情，那一定是全球60亿人的事情。中国一旦发生动乱，难民一出去就会影响到欧洲大陆，影响到中东和中亚，全世界就会因此而乱套。不知你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不？
现在，日本总是在我们身边叫来叫去。日本这个民族，据说还有一部分日本人是很久以前从中国过去的，日本文化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中国，大多是从中国唐朝时期过去的。不管怎么样，人在那个小岛上待的时间长了，加上地震、狂风暴雨、海啸等灾难的困扰，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在性情上产生了不太健康的一面。你们到日本大街上看一看，那些画都是怪模怪样的。当然，那是人家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从幕府时代或许更早就给人一种神秘感觉，一些塑像和画不知道是人，是神，还是鬼，总让人弄不清楚。日本所有的房子都是小小的，以至于像我这样并不算高的人走进去时，都感觉打不了转。这些都与那个狭隘的地域有很大关系。我不能说日本人都不讲信用，日本人在商业上有讲信用的一面。但是，至少日本无论是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还是1941年珍珠港战争，日本人都是搞侵略，搞突然袭击，是不讲诚信的。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现在却天天说要恢复正常国家。说它不正常，问题是谁让它不正常的呢？第一是日本自己，它本来就有不正常的心理；第二是美国让它不正常，不是中国！日本人觉得它们不正常，主要对两件事情生气：一是对二战后的和平宪法，限制了日本的权利；二是认为两颗原子弹给它们造成了无比的心理上的伤害和经济上的损失。这两件事都是美国人为了维护世界秩序而做的，不是中国人做的。日本现在总是说中国威胁，其实只是一个幌子，那说给大家听的，并不是日本的真实想法。日本的真实想法是对上述两件事情有意见，想要翻案，想要报复。安倍晋三和石原慎太郎早就说了，日本人可以说不。为了刺激美国人，石原慎太郎与人合作，写了一本书《日本人可以说不》。他们是在向谁说不呢？实际上就是要和美国人说不。有一天，如果日本把和平宪法的问题解决了，造出了核武器，如果有了行使正常的扩兵权利，我想日本第一个就会向美国人说不。而且，在他们看来，美国对他们的伤害比任何人都厉害，他不会只向你们说一次不就算了，他们会时常向你们说不。你们要清醒啊，美国的朋友们！
中国人是非常注重情感和感恩的民族，洛克菲勒基金会建了协和医院，中国人感念100年，陈纳德带领飞虎队支持中国人民抗战，被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反复歌颂。而美国对中国做的不好的事，我们都淡忘了，很少提及。中国人民也是不过于记仇的，日本人杀了我们3000万同胞，说不赔偿，大家就同意不赔偿了，但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拥有近14亿人口的民族，他再大度也容不得他人挑衅他起码的情感底线。现在你们的政府想方设法围堵中国，而我们慈善家们又大谈友好合作，这不是很矛盾吗？希望你们能够去敦促美国政府调整政策，增加中美两国政府间的信任，也为中美两国慈善交流合作创造更好的氛围。
那么，全球到底怎么治理呢？我认为还是请大家总结一下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经验。这个世界只讲霸道是不行的，还是要讲王道。要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德法兼治，这个地球才有希望。德法兼治，慈善就是最好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切地期待慈善能够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最能表达这个国家的特质，谱写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也预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人在历史上因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在很长时间里有过文化的傲慢。但是这种文化傲慢，随着1840年ya pian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中侵略者的隆隆炮声，被彻底打破了。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一大批年轻人起来鞭挞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全面批判传统文化，让人感到我们的文化都是坏东西、都是糟粕，只有西方的文化才是好东西，有些走火入魔了，由过去的文化傲慢迅速蜕变为文化偏见。而且，由于这种文化偏见导致当时的知识界不断高举西方文明的大棒，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陷入全面否定的偏见。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也随着我们不断地认识，不断地总结，终于发现在这个世界，原来中华文化的确有无比灿烂的一面。比如老子倡导的“无为”。什么叫无为？就是当政者要遵循规律，顺其自然，或者说道法自然。比如孔子讲的“仁爱”。什么叫仁爱？就是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互相友好，互相关照，要讲义气，爱别人。孔子还倡导在世界治理中遵循“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要吐故纳新，不断抛弃不好的东西，不断接受新的东西，让社会总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看来，他们提出的这套思想就是好东西。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都在不断地挖掘这些东西。这些好东西是治理社会，包括引导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好东西。
西方人在人类历史上也创造了令人赞叹的伟大文明。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有艺术、建筑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现在要清醒的是，特别是在对待民主等问题上，西方人不要认为你们坚持那些东西就是好东西。我认为，你们的祖先创造了一些好东西。你们现在犯了我们在“五四运动”时犯的错误。但是，中国人当年犯的错误是不断地向你们学习，而忽视自己的传统。你们现在犯的错误则是没有使你们祖先创造的好东西不断发扬光大，而是走向了偏见。而且对自己这种偏见。或者说这种不好的东西，还如此傲慢，这是有问题的。你们应当先把自己的东西改造好，然后再去尽自己的国际责任，再推销到世界上去。
我讲这些的目的，并不是让大家都来表扬中国文化，批判西方文化。我的意思是，我们祖先创造的好东西我们要继承，你们祖先创造的好东西我们也要去学。我们做得不对的我们要纠正，你们做得不对的你们也要纠正。我们都要克服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这个地球才有希望，人类才会蓬勃地走向现代化。地球就这么大，承载着六十亿人口，如果再加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长期的不信任，这个地球是无法承受的。我相信这个地球总有一天会爆炸，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似乎不是在延伸生存的时间，而是在催化这种爆炸的到来。我想，中美两国在这样一种文化反思、批判、继承、发扬的过程中，互相之间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世界上的老大和老二，当然还有很了不起的老三，我们这些大佬们必须承担人类发展的历史责任。我们必须放弃我们不好的东西、不对的东西，坚持好的东西、对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共创现代文明，才有可能共同走向共享。
中美两个大国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超级大国政治体系正在向多强博弈的多元化格局发展。但是，美国毕竟还是老大，这位老大在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补充的慈善文化和传统，构建了自己行之有效的慈善管理体制，这是可供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中国在经济不断发展、个人财富日益积累的情况下，借鉴美国数百年来创造的慈善经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事业，可能会少走一下弯路。这样，中国慈善就可能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