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座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这样的政治学习，在基金会行业里可能也不常见。为什么要座谈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习总书记的讲话，讲到人民的心坎上了，讲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头了。我先谈谈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不一定正确，供大家参考。
 

习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既系统地总结了历史，又深刻地剖析了现实，更对未来进行了深沉的战略思考，展现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雄伟韬略、远见卓识，神采飞扬。学习过程中，我本人更加明确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习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他绝不保守，胸怀世界，是一个真正懂中国、懂世界，真正把握了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一定要结合中国历史，一定要联系现实，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写满了“共享”追求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的孔子时代，就孕育了追求共享的基因，并被孔子归纳为“大同”社会的理想。孔子之后，这种共享基因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沿着这条红线往下看，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更是一部追求共享的奋斗史。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追求共享理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不断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未来十到三十年将是中国社会追求共享理想的重要收获期，更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奠定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之强大物质与精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一个真正“为万世开太平”的黄金时期。现在看来，这样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到了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及其继任者的肩上。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认真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有必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所以，我今天就谈谈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追求共享的艰苦历程。根据时代特征，我把这段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四个“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最大的特征是追求“共产”式共享。这“三十年”里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该不该出现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清楚这三个新事物到中国来之前，中国社会思想基础是什么，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是什么，就是要清楚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发生什么。中国历史，包括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有一个最重要的基因就是追求共享，有文字记载以来，比如早期井田制就有了“公田”的设计，这在人类历史上应当是第一次。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共享思想的民族。到了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说到底就是由三组代表人物相互博弈的历史。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大同”道统，这是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孔子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夏、商、周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制度成果，提出了“大同”理想，这个理想一直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与追求。二是以秦始皇开创的、到汉武帝基本完成的中国“大一统”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维护的不是别的东西，就是“大同”“大一统”的治理体制，本质上还是孔、孟的道统。但由于统治制度和方式总是出问题，人们便起来推翻他们。所以，三是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反抗者，他们没有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向死而生，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反抗统治者，推翻了秦的统治。这是统治者违背了“大同”的道统，陈胜、吴广们起来维护的不是别的东西，也就是天下“大同”的道统。所以，这三种力量共同维护的东西就是孔、孟那一个道统，他们虽然都有“共享”基因，但没有好的制度保障，总是无法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总是处在不断的斗争中，就使得整个社会总在一个平面上往前走，没有出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格局。到了清朝末年，这三者相互博弈的结果，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中国社会必须寻找新的道路。所以，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比如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就向西方寻找新的道路，他们找来了民主共和、三权分立、五权宪法、自由平等、博爱等，但是把这些“种子”播到绵延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广袤“大地”上，要长出参天大树，显然很难。当时说民主共和，搞多党制，一下子就搞出2000多个政党；说实行地方自治，就搞出了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经过十多年革命，皇权的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共和制度却一点也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反倒更加混乱了。于是，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反思中国社会，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场运动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认为西方的现代文明不可能在封建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既然这“土壤”里长不出来现代文明，就需要彻底改变它。于是，“打倒孔家店”等一系列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口号被提出来了。经过一阵打砸，仍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办法。这时候，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从西方找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共享，追求的就是共享。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一到中国来，就与中国皇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中的共享基因结合了，就与“秦始皇”结盟了，与“陈胜、吴广”结盟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有两个东西，在中国传统皇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中都有基因：一是为追求共享而坚持以斗争哲学为特征的暴力革命，二是为追求共享而采取的高度集中或者说高度集权的制度。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享主义的代表便出现了。此后，中国社会经过近三十年沧桑，特别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间无论是驱逐日本侵略者，还是国内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共同目标，都是让中国绝大多数受苦受难的民众过上和平、平等、自由、富裕的生活，都是共享的旗帜，虽然核心是“共产”。终于到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绝大多数民众追求“共产”式共享，特别是共享社会的发展成果创造了最基本的制度条件。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性共享目标。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人追求共享基因的必然要求。所以，这三十年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人从追求传统共享到追求“共和”，再到追求“共产”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追求现代共享目标的“三十年”。
 

第二个“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里，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领导下，迅速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多数人主义，基本的价值目标就是共享。当年，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多数人主义，其中的“共产”理想，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共享。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共享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毛泽东也是一个具有封建帝王思想的领导人，尤其是到了中晚年，高高在上，总是想着把巨大的社会利益赐给广大人民群众，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许多偏差，与追求的目标相差很远。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三十年，一方面通过国家集权的方式推进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我们做成了许多大事，比如“两弹一星”、打了两次仗（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让世界刮目相看；另一方面，通过集权的计划经济方式实现了大多数人的“均平”。但是，远远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没有建立民主与法制。虽然也重视民主，强调法制，毕竟没有建立民主与法制体系，所以实践的也是低效率、低水平的大多数人主义。这个三十年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以“共产”为特征的共享目标是正确的，方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错误，有的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比如文化大革命等，所以得到的只是“均平”。大家在经济上是相对平等的，政治上却是高度分化的，全社会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不同阶层，甚至对立的阶层，严重不平等。而且这种经济上的相对平等，并不是均富而是均贫，根本不可能是一种现代共享模式，大多数人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

这三十年发展到后期，看上去大家在经济上很平等，社会治安也似乎不错，但政治上的严重不平等，加上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导致了多数人不满意，社会失去了发展活力，整个国民经济也因为长期的低水平、低效率而陷入崩溃的边缘。我们在政治上虽然高举“共产”的旗帜，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产可共了。社会发展几乎失去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思想追求，到了不得不推进改革的时期。所以，接下来的“三十年”无疑是一个必须推行重大改革的“三十年”。
 

第三个“三十年”（1979年到2012年）。这个“三十年”是一个概数，就是邓小平领导和影响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追求的是一种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共享目标。认识这三十年，首先有个改革什么、往哪里开放的问题。改革什么？就是从国家的管理体制入手，改革前三十年做得不好的地方。开放什么？就是打开大门，走出封闭，逐步向世界全面开放。这三十年的早期，邓小平做了两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是纠正了以前的许多错误，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是推进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制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富裕起来的政策。社会很快就充满了活力，到处唱着“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多么令人陶醉，心旷神怡；到处传颂着“春天里的故事”，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但是好景不长，经过前10多年的放权，包括政治上放权、经济上的放松，虽然带来了经济上的大发展，但由于法制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社会上很快出现了两种不好的现象：一是一部分人富裕之后，思想也变了，不但没有带动其他人致富，反而跑到国外去了；二是过去的集权体制一放开，一分权，就出现了权力多元化格局。多元化权力在没有健全的监管机制下，迅速与多元的市场经济主体结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后10多年，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开始阻碍改革、阻碍发展了，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维持现状，最大的诉求就是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反对倒退，如果倒退，就会用过去那种“共产”的方式“共”掉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反对前进，前进就意味着冲破他们的利益格局。于是，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对外开放仍然持续，体制改革基本停滞。也就是说，在一片和谐声音中，社会停滞了、分化了，甚至撕裂了。特别是那些大大小小以家族利益为重要特征的既得利益集团，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当代历史上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们总是把改革挂在嘴边，却为固守自己或者小集团的既得利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视法治如草芥，使整个社会陷入不和谐状态，进而使官民矛盾、贫富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上，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中国社会也比1979年还要可怕了，那时候只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追求富裕的愿望是热烈的。这一次却严峻多了：少数人富有、多数人穷困；少数人富可敌国，多数人怒不可遏；少数人谋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却以“维稳”的名义剥夺了一批又一批人的基本权益诉求。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这一点其实从上到下，大家都看到了，社会已经严重偏离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就是没有采取根本的治理措施。于是，广大人民群众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新时代上。大家对新一轮改革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新的改革，结束这个只有少数人更多地享有发展成果的阶段，结束这个严重歪曲了共享正道的阶段，真正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四个“三十年”（2012年开始的未来30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变化，许多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大家都看到了问题所在，但困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没有大的作为，以致问题越来越堆积，积重难返。我们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实践上却让少数人通过不同途径强势占有了社会大多数财富，严重背离了中国人的共享基因。2012年底，习总书记受命于危难之时，那已经是何其艰难的局面！在这个历史的关口，面对历史的重任，习总书记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彻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这堵墙。不打破这堵墙，就可能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决不是危言耸听。现实告诉我们是，习总书记正在迎难而上，施展他伟大的智慧和魅力，已经毅然决然地打开了中国全面改革与发展的突破口。

要取得全面改革的胜利，我认为要有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是集中权力。就是把过去已经分散了的权力再集中起来，不然就可能是一盘散沙。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皇帝，现在却有无数个“皇帝”，手上掌握了权力的人都可能是“皇帝”。二是明确基本理论。就是要在理论上说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清楚“既不走因循守旧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中的“老路”与“邪路”是什么路，我们不能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更不能走任凭权力掠夺社会财富的“歪路”。走这样“歪路”的人，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干着为少数人谋利的事，在一片和谐声中把社会撕裂了，这才是最危险的“邪”。三是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要始终深刻把握多数人的利益和立场，或者说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和立场。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准备，还要做三件大事：一是反腐。这是铲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突破口，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既要做好权力的笼子，又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去，实现以制度反腐，而不是靠一阵又一阵运动来反腐。二是整党。就是要换人，要换上真正走群众路线的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有人说党内“好人”不多。这也不能怪哪一个人，我们现在的制度里，无论好人还是不好的人，似乎都难以分辨。比如一个县委书记的月工资只有3000多元，怎么能够遏制他不去获取灰色收入呢？如果去获取，收受一条烟与收100万元现金，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制度的问题了。我们总不能说一种好制度培养出来的人多数是“坏人”吧？所以，用健全的制度管人非常重要。三是推进全面改革。说到改革，许多有疑虑。有的人说，可能会回到集权的老路上去。有的人怀疑，中国历史上就有过无数次反腐大潮，反腐的结果就是一批腐败的人代替了前一批腐败的人。我认为，中国的全面改革不可逆转，中国这一代领导人推进改革的进程不会逆转。中国也只有全面改革才会激发社会活力，才会有光明的前途。不过，人们担心这个全面改革可能会有三个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改不动，总是停在那儿，原地踏步。这不是习总书记的理想和追求，也不是人民群众的愿望，人民群众也不可能接受。第二种结果是倒退，回到老路上去。或许有人真想回到老路上，但大家也不会跟着走，时代也不允许。要回到专制状态，必须有一个封闭的环境。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如此高度开放，互联网也如此畅通发达，再封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事了。第三种结果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这是习总书记领导大家正在走的道路。走民主法制之路，必须是先法制后民主，先自由后民主，必须是以共享为目标的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多数人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既需要精英与大众参与，又必须杜绝民粹主义。当下，应当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全面改革中来，让他们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总书记这里再三强调的“共同享有”，本质上讲的就是共享，追求的就是共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必须看到一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广阔的内需市场。中国不怕别人搞乱世界，也不怕别人搞乱中国，别人也搞不乱中国。我们只要把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保障搞好了，把基本的就业、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保障搞好，大家就可以放心花钱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就真正启动了。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把巨大的国有财富，特别采取必要的手段把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所得，进行合理的分配，充实到人民群众的基本保障上去，把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焕发出来，任何国外势力想破坏我们，也是不可能得逞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走向共享的一个重要现实途径。
 

因此，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才是中国未来三十年要走的路。经过百年奋斗，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共享是中华民族的基因，追求共享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围绕共享也会出现复杂的情况，也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发展的过程、提升的过程。不过，有一点必须非常明确，那就是在任何时候，共享是目标，共产只是手段。共产充其量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终极目标始终是共享。我们不反对共产，但反对把共产当作目标，反对不断共产和乱共产。最近一百年前的中国是清朝统治的末年，社会极度不公平，不“共产”不行，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统治。之后到1949年，中国社会又一次高度分化，不“共产”也不行，我们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既得利益集团不当或非法攫取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共产”又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手段。对此，必须采取正确措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目前，反腐已经在依法推进，全面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出，我们将走向哪里？我认为，我们的未来将走向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大多数人主义，将走向共享。
 

现在，习总书记带领我们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进，虽然有人认为他看起来是一个“独裁者”，但也许他是用先“独裁”的办法带领人民大众实现法制和民主，他可能成为中国的法制之父、民主之父。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成为中国的李光耀、曼德拉、金大中。这样的伟大人物不仅能够改变中国，而且必将影响世界。中国现当代史上，毛泽东、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大人物。
 

在中国建设民主法制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外国的先进经验很重要，但不能照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许多好的东西，但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造。我认为应以儒治心，以法治行，德法兼治，方可治出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这样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让我们尽可能形成共识，完善共治，实现共享! 中国梦：民主法制梦！共享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