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丛飞去了。在他的身后，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但是，如何负责任地去解读丛飞，却是需要中国社会去认认真真地思考的。

        了解丛飞的事迹，是从去年看了话剧《好人丛飞》开始的。说实话，剧终幕落，我感到我的心是沉甸甸的，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觉得我理解丛飞，理解他作为一个看不得别人受苦和一诺千金的东北汉子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更觉得遗憾，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丛飞之死归咎于他那些毫无保留的善心与善举，但其中的联系想必也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

        丛飞的死，使我想起了传说中的精卫鸟。炎帝的女儿精卫被东海的巨浪吞噬，为了使后人不再遭遇这样的不幸，精卫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日复一日地从西山衔来树枝与石子，要填平东海。千百年来，我们为精卫鸟顽强执着的精神而感动。但是，东海毕竟是东海，一只小鸟的努力终究是微不足道的。何况东海背后还有与之相通的大洋，一次海啸，就会夺去成千上万的人的性命。

        丛飞的善举面对着的是中国教育制度的莫大缺失。他像精卫鸟一样，日复一日地试图以个人之力去填补在教育领域中贫富之间深深的沟壑。丛飞罄其所有，维持了183个（一说178个）贫困孩子上学的费用。可能有人会说，如果中国收入最高的20%的富裕阶层都这样做，中国就没有辍学的儿童了。这是典型的所谓“第三次分配”的思维定式和认识误区，把贫困孩子的辍学首先归咎于富人的“不慈善”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公民已经向政府纳税了。在一个现代国家中，纳税人的钱主要是让政府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教育则是公共服务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2005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18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已超过3万亿元。同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们一直以少生了4亿人而自豪，目前中国的7—15岁的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已经减少到2亿人左右。所以，使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普及到每一个适龄儿童这一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似乎不再是办不到的事。然而，在西部地区，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的穷孩子上不起学而需要“丛飞爸爸”给他们资助？

        退一步说，如果政府负起义务教育的责任还是“有困难”，那么由有组织的社会行动来进行慈善救助或许也是可行之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也有誉满中外的“希望工程”，10年间，累计资助230万儿童重返校园。可进入新世纪，希望工程“不再直接接受救助失学儿童的捐款”。坊间传说，这样做是为了给政府“面子”，但政府却没能及时地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教育制度的缺憾。于是，弥补其间出现的“制度真空”的责任则不恰当地落到了像丛飞这样以个人名义出现的“爱心使者”的身上。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现代慈善事业应该是有组织的公众参与的社会行动，而绝非个人的善心善举，更不是政府收取“准税收”的另一资金渠道。访问美国时听说，有一位华裔老人，退休后到贵州旅游，听说那里有很多穷孩子上不起学，回美国后便在华人社会中奔走筹款，几年来她救助了1000多个穷孩子。丛飞本来也可以这样做的，但他却没有，这就是中国政府和社会愧对好人丛飞的地方。

        对丛飞之死的唏嘘，使思绪从“精卫填海”飞向另一个寓言故事，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极力推崇的“愚公移山”。同样是倾力去做一件几乎没有希望的“大事”，但愚公的运气较好，因为他感动了上帝，派来两个神仙把大山给搬走了。丛飞之死如果也能够“感动上帝”，那就万幸、万幸、万万幸。看来丛飞的努力还是有结果的，因为在“十一五规划”中，我们看到：要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全部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则要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虽然对于丛飞而言，这样的决策未免迟来了一步。但终究是来了！
不管这样的决策与丛飞有没有联系，但我宁愿相信就是丛飞感动了“上帝”——毕竟，我们要看到“好人有好报”。等到2007年我们不打折扣地实现了这项政策时，一定备一杯好酒，告慰丛飞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