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都》有几位好心的朋友颇有点不爽甚至郁闷，一个“背信弃义”或“忘恩负义”的“小娟”把他们的热心、善心、爱心和社会责任心给“耍”了。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相关的谈话节目回到家，从听众发来的短信中可以看到，站在募捐组织者一边的众多“正义战士”都在纷纷谴责小娟，试图以“道德”和“良心”劝她回头。但是，与此同时，小娟也在竭力寻找各种理由以求自我解脱：“救人要救到底”，“只有先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像我这样做了，我也觉得问心无愧。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带着钱回山西，即使背负良心债我也要这样做”——试问：小娟所思所想就一点也不可理解吗？在没有更多的可靠证据以“深化”或“拔高”这个事件的性质之前，可能我们用“自私自利”来解释小娟的行为更为妥贴。
这使我想起几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在我插队的江西农村，有一个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有一天，一位下放干部领了工资后去公社的商场购物，结果在路上把装有工资的信封丢了。后来经过明察暗访，发现是一位老农捡了。当下放干部找到这位老农时，老农很痛快地承认有这回事，但他不肯还钱。他的理由是：我能捡到这100多元钱恐怕这一辈子就这一回，而你们干部丢了钱下个月还会再发。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从我们的道德标准来判断，这位老农简直“无理之极”，但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老农的行为似乎也有说不明、道不白的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在当地，老农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很俗气但又理直气壮的农家大白话——“捡来的又不是偷来的”，形成了一张以柔克刚的软盾，足以将外来的舆论利剑消弭于无形。因此，窃以为，仅从个人角度和道德层面去谴责小娟，想必于事无补。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讨论，恐怕负面效应居多，也许还真的会“掠走了这个社会剩余不多的温情与良心”。
相比“捡来的”，通过媒体向社会求助可能成本要大些。但是比起现在想得到的其他手段来，却是成本最小的。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这点成本对一部分特定人群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即使与沿街乞讨比较，求助者连自己这一关——克服耻辱心——都不用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求助者还有机会成为“公众爱心的聚焦点”甚至“社会的宠儿”。所以，当求助成功的个案越来越多，而遭遇治大病、上大学这样的实际困难却又没有完善的国家制度可以指靠的时，估计类似的个案就会有激增的势头。近来媒体上类似的报道还有“丁香小慧的亲生母亲携款失踪”的事件、“北大辍学研究生利用社会捐助的助学款开公司”的事件，等等。
这就提醒我们，现在是应该以“科学发展观”对媒体在慈善方面的“管闲事”作出评估的时候了。《南都》的朋友在电台节目中把自己的募捐行为定义为“民间慈善”，这个定位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同于官方或半官方的慈善。但是，朋友们也坦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组织和行动可能还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就是造成一切负面后果的根子。
因为“不合法”，所以媒体只能以受助者的名义向社会求助，也只能以受助者的名义接受捐款，这直接导致了善款的所有权实际上为受助者所有。到这时，作为中介的媒体已经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很难说受助者一开始就有预谋要将巨款（善款）据为己有（但很难保证将来有没有这样的人），合乎逻辑的故事情节也许应该是这样的：在款项不多但看起来勉强能够用于治病时，受助者与媒体往往是合作愉快的，也会作出很符合我们喜闻乐见的伦理标准的承诺；但当善款越来越多时，受助者的心态就有可能逐渐发生变化。试想，在其名下，何曾有过超过6位数的存款，不但空前甚至还可能绝后。就像上面所说的老农那样，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放过了岂不一辈子后悔，于是，就“背信弃义”地玩起了潜逃、失踪……
与此同时，媒体虽是步步为营，但实际上是节节败退。因为款项在别人的名下，这就意味着“物权”掌握在受助者手中，受助者是享有合法支配权的，除非媒体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扭转乾坤。法律专家出的主意是让捐款人出面说话，以捐款目的为由，譬如对小娟而言是治病，来“索回”受助者意欲改用他途的捐款。然而，一来捐款人恐怕是成百上千，每人的捐款数量倒并不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会有人出头打这个官司；二来受助人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将善款挪作他用的意思，而是要用于将来可能出现的脑肿瘤复发。因此，媒体胜算的可能性也许连五成都不到。
《南都》的朋友实际上也已经有了层次较深的反思，对自己的尴尬地位十分明了。朋友们的尴尬就是“民间慈善”的尴尬，因为不言而喻，慈善本来就是民间的，但现在在中国却被“纳入”了官方的体系。不要以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小小失误，在实践中，慈善事业就是被官方所垄断，志愿性质的慈善募捐变成了“略带强迫”的政府派捐。对此，社会心理是逆反的甚至是抵制的。如果以完全自愿为前提，很多人实际上对把钱捐给更为“民间”的媒体所倡导的“爱心”活动似乎更感兴趣，这也就是媒体在这个领域很有号召力并且屡试不爽、经久不衰的社会脉络。
往前看，可以预测，媒体的“民间慈善”的还会继续下去。在其影响没有达到足以使官方或半官方慈善机构“吃醋”的前提下，政府一时也不会对他们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因为这可能引发公众对垄断性慈善的抱怨，对社会和谐不利。
如果“民间慈善”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千秋小业”，有些问题就必须得重视了。《南都》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一层，这就是，做慈善事业帮助社会贫弱群体并不是光凭热心、善心和爱心就可以成功的。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助人”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和一个职业——这就是“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的本科课程中，应该有一门课程就是社会募捐及使用，这是理论化的国际经验的结晶。当然，发生在社会上的案例也许要比教课书上所述更要复杂得多。
从朋友们的反思中可以概括出他们的几点“不专业”之处，譬如：其一，在作出对小娟实施慈善救助之前，没有做好“家计调查”，因为朋友们现在经调查认为小娟家中并不贫穷，而这是小娟向社会求助的主要理由之一。其二，事先没有具体地确认善款的用途，譬如，明确规定就为了完成脑肿瘤的摘除手术，就此与小娟达成一致后，以书面形式落实下来，而现在的做法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小娟“达成”口头协议。其三，在筹款过程中，没有事先了解做手术需要多少钱或了解了却没有重视，如果事先确定一个额度，譬如5万元，等筹到这个数时，就向公众公布并致谢，说明款项已经够支付小娟的手术费用了。这样处置，即使还有一点“惯性”，最多也就是6、7万元，正好是朋友们现在认为的一个合适的数字。总之，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做一件涉及到钱款的事情，哪怕是善事，也必须以经济人的理智与精明，对受助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的限制。
我对《南都》的朋友热心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社会责任心非常钦佩，而且以为不要受到一些挫折就“跳出是非圈外”。“民间慈善”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这才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正道。由媒体将“民间慈善”的大旗扛下去，也许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一。但是，过于松散的组织是难以支撑下去的。所以，最好是“外松里紧”，在内部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组织、制度和工作程序来。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向广州或港澳的大学和相关机构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求教，相信他们会乐意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