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4月12日到15日，我们华民慈善基金会一行访问美国洛克菲勒庄园，并在那里参加了洛克菲勒家族主持召开的慈善国际会议以后，我在国内再次呼吁发展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记得三年前，公益界领军人物徐永光就多次呼吁发展家族基金会，并建议我创办家族基金会。
这次访问回国后，我在《成功》杂志第五期撰写了《中美慈善战略对话与反思》一文，其中提出了家族慈善与家族基金会的问题。文章中我提出：“中国已经到了积极引导和发展家族基金会的时候了。第一，引进美国基金会制度势在必行，特别是家族基金会制度应当成为中国基金会发展的重中之重。第二，在引进美国基金会制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不能简单的模仿，更不能照抄照搬。”文章发表后，家族文化与家族慈善基金会建设的话题引起业界广泛的关注，为此我希望重点再谈谈这个问题。要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家族？什么是家族文化？什么是家族慈善和家族慈善基金会？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族
人类的繁衍离不开家庭。卢梭说:“在所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形成的社会，是家庭”。家庭不只是人类繁衍传宗接代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的延续与扩大，就形成了家族。历史表明，家族是一代一代的血亲家庭持续延续的产物。原始社会的家族不断延续和扩大，形成了氏族部落。氏族部落的联盟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基础。
中国历史中的三皇之一“伏羲”就是华夏民族有历史记录的最早的氏族—伏羲氏的首领。伏羲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创始人，是中华民族起源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先驱，也是氏族社会制度的奠基者。据说现在中国的六经之首《易经》就是由伏羲演绎的八卦而来。中国远古时代从三皇到五帝，经历了从氏族部落向原始部落联盟的发展与壮大。
我们现在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炎帝和皇帝都由不同氏族组成的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从伏羲、神农到炎黄，再到唐尧和虞舜，华夏民族就这样从家族、氏族向远古部落联盟进化。到了有历史记录的夏朝，在华夏大地上开始形成了一个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历史学家认为，夏作为一个国家，是以姒性夏后氏为首的十二支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的氏族构成。夏朝开启了中国由原始部落的王位禅让制变成王位世袭制的先河。王位的家族世袭制度绵延数千年，一直到中国的晚清王朝的崩溃。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从伏羲开始的氏族文化始终是中国的本源文化，氏族王位世袭向秦始皇中央集权后的封建王朝的更迭，将家族与皇权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皇权与家族的结合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因此我们的“国家”概念中包含了“国”与“家”两个部分。以皇帝家庭为代表的家就是国，以贫民百姓为居住地的国就是皇帝的家。家国一体，以家带国，爱国如家，不仅是皇帝的家国情怀，普通老百姓也有同样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皇帝还是臣民都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
家族文化决定国家文明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家族文化？中国的家族文化源于家族关系，具有以下共同的文化特点。
第一点是嫡长传承的宗法制度。嫡长传承的宗法制度也叫家族制度，主要是指一个家族只有嫡长子能够继承氏族名称和先人的爵位，这是氏族权利延续的主干，其余诸子只能另立小宗作为氏族延续的旁支。这种家族宗法传承制度保证了权力和财产的继承秩序。上自天子、下至平民，都必须遵守。
第二是长幼有序的家庭形式。中国的家族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市井小民，虽然家庭关系复杂，但是，都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长幼有序。这种长幼有序的文化后来被文人学者逐渐统一到儒家的“忠、孝、仁、义”之中，彼此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
第三是读书做官的理想追求。民间有一句俗话：“养子不读书，不如去养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见读书对家族传承有多大的影响。为什么要读书呢，因为“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做官。中国历朝历代的人民都有做官的追求，因为升官发财是必然联系。中国古代对经商看不起，士农工商，商是排在后面的。做官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四是光宗耀祖崇的精神寄托。中国古人有神鬼崇拜。远古人讲的神是天神，不是后来的所谓神仙。天神的权利至高无上，皇帝是天神的儿子，因此叫做天子。鬼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就是指人死了以后的灵魂。古人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在，他们就是鬼。“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鬼雄就是鬼中豪杰，和人中豪杰一样。只是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地府。
因此，现在发现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都是古人祭祀活动的记录。祭天祭地祭祖先是主要的内容。这种祭祀活动有几个目的，一个是请求神鬼帮助出注意，看看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二是请求鬼神的保护，看看能够获得高官厚禄发财致富，三是向神鬼汇报，告诉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光宗耀祖的事情，让天神和祖先们高兴。中国普遍保留的清明扫墓和家谱修辑都是这种光宗耀祖的家族文化的传承。
中国家族文化实际上发展成为中国的礼乐文化。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十种美德，这就是《礼记·礼运》所提出的十义：他们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十种大义中，前面8众都是指家族关系，也就是家族文化，只有后两者国家关系。可见家族文化决定国家文明的走向。
东西方家族文化的差异
自古以来，中国的大家族大概可以分为几种：皇室家族、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和文化家族等。中国的家族史远比美国家族史长得多。作为文化家族的孔子家族就是中国除了皇家以外最大的家族——孔子家族已经到了第80代了，孔子家谱已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世界第一伟大的家族。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家族的兴旺发达往往与皇室家族的权力紧密相连。孔子家族能有这样的地位，是因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都把孔孟之道尊为治国之术，成为维护历代王朝统治人民的工具，因此孔子家族享受浩荡皇恩，绵延不绝。
在中国的传统家族传承中，权力是家族传承的支柱。这一点与西方的现代家族传承极为不同。西方现代家族的传承的支柱是资本。
为什么中国家族的传承必须依附于权利呢？这是因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延续就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这种家就是国，国就是家的大一统的皇家体制造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家天下。在大一统的家天下里，皇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且不受任何制约。
西方的现代家族最突出的特点主要是以资本为纽带的传承，这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相互适应的。当然，以资本为纽带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首先要有资本，有了资本还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
一是受到政治体制（政权）的制约。比如说古代西方的大商人就要受国王制的制约，现代西方的资本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市场法律。
二是受到老百姓（民权）的制约。资本要挣钱，必须有消费者。因此说消费者是上帝。银行家要发放贷款，就要和扩大经营的企业家合作，银企之间就存在相互的制约关系。
三是受到神（神权）的制约。西方国家普遍相信耶稣基督，当一个人有信仰的时候，就会受到神的制约。在这三大制约面前，无论什么家族都必须清楚的是，有钱并不是有权；有钱并不是拥有了民心；有钱并不能在神的面前乱来。比如，你有钱，可以参加总统竞选，但是，在上帝面前，总统也只能是一人一票的选民；在选民面前，候选人还得去讨好民，才能达到自己的当选目的。这样一来，官民互动，相互监督，彼此就实现平等，社会也更加融洽了。
所以我认为，西方这种以资本主体为纽带的家族文化，与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以权力主体为纽带的家族文化相比，容易形成一种发展的优势，值得借鉴的地方很多。
近代中国家族与家族文化的衰败
中国历史上除了皇亲国威的大家族以外，也出现过著名的官宦家族、文化家族和工商家族。但是到近代以来，家族势力不断萎缩和消亡。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在封建帝制的束缚下，没有从内部发育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下，没有产生出“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财产保障制度。
第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理念，严重束缚了家族实力的发展与壮大。因为农耕经济条件下的富人主要是对土地的占有和收取地租积累财富，缺乏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创新与规模发展的空间，因此，老子赚了钱以后，儿子便坐等收租吃息，再没有发展的动力，并且养成了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恶性，到了第三代孙子又成了穷人，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家族经济发展与传承的制度基础与保障条件，陷入了“富不过三代”的家族发展魔咒，而且不断地循环往复。
第三：农耕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家族尤其是大家族都是官宦家族，维系官宦家族的纽带是官员与政界的关系。依附在政治关系之上的官宦家族通常会随着权利的兴盛衰亡而起伏没落。
第四：社会变革与外敌侵略。明朝末清初，正是西方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工商业经济开始萌芽并获得早期发展，许多家族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势态，但是又被不停的社会动乱和社会变革给打断了。这种打断在近代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彻底地把清王朝这个大家族给打断了。这一次打断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次社会大变革。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晚清和民国早期新兴的商业家族和产业家族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打断了。那时候的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大企业家，比如卢作孚就是全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并且兼任了几十家企业的董事长。以卢作孚为代表的以经济为核心的家族逐渐形成了，却又被告日本人的侵略打断了。
第三次是1956年后的公私合营政策。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由此，中国所有家族财产全部为公，任何家族势力都随着消灭，同时家族文化也逐渐变化。
新时期家族与家族文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和城市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家族经济才开始恢复发展。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的家族经济不断壮大发展，与之相应的也出现家族文化，新时期的家族和家族文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发展形态，我简单地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是延续了传统农耕形态时期家族传统，导致了一夜暴富式的土豪金家族和土豪金家族文化。
第二种是形成了带有封建社会官宦家族特点的家族利益集团和追求特殊利益为核心的权贵家族文化。一时语又有不少人当官的目的又回到了发财，甚至为了保护家族财产，自己在国内当官，让老婆孩子把获取的不义之财转到国外去。
第三种是新兴的现代工业文明家族和与之配套的现代慈善文化。这种家族文化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是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比如像牛根生家族、曹德旺家族等大企业家的家族，他们总结中国家族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并且向洛克菲勒家族学习，开辟中国家族发展的新模式了，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家族文化。
借他山之石，发展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正当其时
我们在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考察使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个家族基金有更多的认识。
第一，财富共享。洛克菲勒家族确实拥有巨额财富，但是他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考察后发现，他的财富都到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去了。洛克菲勒的庄园有近三万亩，都是基金会的财产，财产总量估计有几千亿美元。还有一部分财富购买了大量的莫奈、梵高、毕加索等世界名画上去了。这些财富并不是给他的家族成员享用的，全世界都可以享用，都可以去参观。这些财富都变成社会共享财富了。
第二，家族共治。洛克菲勒家族传承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代了，每一代都出现了杰出人物。他的家族能够这样强势地传承下来，有三个东西发挥了作用：一是家族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发挥了协调整个家族发展的作用，包括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也包括照顾家族里需要照顾的人员。二是家族慈善基金会。家族慈善基金会成为家族凝聚共识的道德平台。家族慈善基金会必须和家族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相配合。比如洛克菲勒的家族每年的大会，有200多家族成员都聚到庄园里，该捐款的捐款，该谈公益项目的谈公益项目，始终保持了家族基金会的活力。三是家族对外关系。洛克菲勒家族不是一个孤立的家族，他们通过慈善事业把影响扩大到世界各地，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世界影响力。这些影响力也反过来影响这个家族的健康发展。上述三个方面综合保证了洛克菲勒家族长久不衰。
第三，文化共识。洛克菲勒的家族文化包括了家族的理想、信仰、全球责任，也包括勤俭、自律的清教徒精神。这种文化获得了家族成员的普遍认同。我弟弟建之与我一起在洛克菲勒家族庄园学习三天，他老感到没有吃饱。实际上，他们每一餐的配量都是很讲究的，营养和热量足够充分，但绝不浪费。相对于中国人宴请，我们真是浪费太大了。他们这种节俭、朴素的精神，一直从老洛克菲勒那里传承下来了。他的第三代还健在的是大卫·洛克菲勒，今年99岁了，依然保持了这样的生活风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考察表明，洛克菲勒家族这种成体制、有传承、有文化信仰的家族慈善基金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中国引进洛克菲勒式家族基金会势在必行
要跳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也为承担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创造的财富推动社会发展，当然也不排除有光宗耀祖的潜意识，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向西方学习家族基金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不少富豪家族陆续到欧美的知名家族走访考察学习，比如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家到洛克菲勒家族庄园学习和考察，回到国内也创办了类似的家族基金会，有的还比较大，比如牛根生先生、曹德旺先生等。
中国富人如果找不到家族成长发展的道路，又被“原罪”困扰，势必引起移民潮。我不反对移民，但是富一家走一家，富一批走一批，这样可不行啊。那我们这个地方剩下来的只有贫困。因此，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家族基金会迫在眉睫。
要建立中国式的家族基金会，需要哪些内在条件呢？
第一、要培养家族信仰。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与欧洲的一教多王不同，中国是一王多教，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教，家族信仰可能五花八门。小平同志80年代曾就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中国人信教的人不多，但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有些迷信。我认为中国现有的这些宗教，只要不是邪教，都是主张行善的，所以都吸引了不少信徒，但还有相当多的人是不信教的。对于这些怎么信教的人，那信真理也行啊，比如信资本精神。
第二、要树立家族理想，家族理想必须是正当的，合法的，积极向上的，可以是为社区，为国家，甚至是为全人类，但作为中国的家族基金会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第三、要培养和选拔适合的基金会负责人。前几年，我发明了一个概念：“善二代”，并把女儿送到美国去学公益慈善，目的是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有理想、有担当又有专业水平的善二代。
家族基金会的负责人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一个家族里面有些人可能擅长政治，有些人可能擅长商业，也有些人可能擅长艺术，也可能不一定有人有兴趣有能力管理家族基金会。没有也不要紧，可以从职业团队中找，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总裁海因茨先生就不是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照样把基金会办的有声有色，非常有国际影响力。
第四、建立起合理的治理结构是家族基金会成败的关键。既然是家族基金会，当然要体现家族对基金会的影响力，但也不能把基金会等同于纯粹的家族机构，要在家族掌门人的主持下，有效地协调理事会、监事会和家族间的关系，形成一个比较规范的结构，这方面中国的家族基金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但还是要摸索出自己的模式，毕竟还是要考虑中国自己的国情和文化。
第五、要动员全家族参与以基金会为核心的慈善事业。基金会可以有意识地设计一些项目，让基金会和家族成员参与，既有利于培养年轻家族成员的慈善意识，也有利于凝聚基金会与家族成员的共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合力。
中国家族基金会的成长也需要一些外部条件。一是要建立起合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一种让家族基金会能生能长，优生优长的环境和氛围。二是要培养全民的资本精神，资本精神不能只是富人的精神，要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为家族基金会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既能有利于现有的家族基金会的发展，也有利于刺激更多家族基金会的不断涌现。
4月9日，我受邀访问洛克菲勒家族前，回老家看望94岁的老父亲。老人家嘱咐我要好好去学习美国的慈善经验。4月14日，正当我在洛克菲勒家族访问时，突然获悉老父亲去世。从洛克菲勒家族访问归来，我一边处理父亲的后事，一边遵行我父亲对我的嘱托。父亲90岁生日那年，我们兄弟姐妹和朋友们联合捐款，用他老人家的名字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这次我召集家族成员开会，把父亲原来的慈善基金改造成一个相对标准化的家族慈善基金会，我们家族成员先捐出大额资金，并把全部礼金都放到了这个家族慈善基金会中，这算是学习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的一种实践、一种尝试吧。
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简介：
湖南桃江人。伦理学博士。现任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华民现代慈善研究院院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兼任中国政策研究基金会副主席、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会长、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领域。先后出版《交易伦理论》、《资本精神》、《论慈善事业》和《走向共享》等个人专著。最近，卢德之博士应邀正式成为全球慈善家协会（GPC）会员，这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位受邀入会的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