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长卢德之博士向福特基金会总裁赠送礼品） 

   我想，这次我们应当取得新的成果。一方面，我们的交流与合作应当有新的成果；另一方面，我的一本新著《资本精神》修订版就在这两天定稿了，这是我访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最大成果之一。所以，非常感谢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感谢福特基金会！

   吕德伦会长希望我谈谈中国文化对全球慈善发展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我谈中国文化，首先要讲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中国是一个很辽阔的国家，拥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西部高、东部低。中国境内所有的大江大河都是从西向东到奔流到大海。中国拥有 56 个民族，13亿多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至少可以确定的 5000 年文化发展历史，而且这个文明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硕果仅存绵延不断的重大文化现象。中华文化能够这样传承下来，与中国自身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社会结构等拥有直接的关系。我想，这样文化的特点，就像奔流到海的江河一样， 目标是明确的， 方向也是明确的，同时不屈不挠， 拥有极强的原则性； 就像 56 个民族长期共同发展一样，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诉求与期望；就像绵延不断的文化历史一样，既拥有独特的价值观，又具有鲜明的多元性、复杂性与丰富性。

   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和历史的研究者，我用我的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个性化的把握与概括。我认为，有“六个字”蕴藏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我称之为中国文化“六字经”。是哪“六字经”呢？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变”，第三个是“中”，第四个是“和”，第五个是“道”，第六个是“德”。

   中国文化讲的“爱”与西方文化讲的“爱”是有些不同的。西方文化的“爱”正如基督教所讲的人人平等的“爱”，是一种平面的“爱”。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爱”是一种出乎内心深处的“爱”，是一种富有内在丰富性的立体的“爱”，比如讲父子之情、君臣之境、师生之义等，都以内心情义、仁爱这基础。中国文化讲的“变”则是强调顺势而为，讲究“天亦变，道亦变”，不能逆势而为。中国文化讲的“中”就是“中庸”。什么叫“中庸”？就是无论做什么，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就是把握好一个“度”。中国文化讲的“和”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核心强调的是统一。中国历史上尽管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无数次分裂，最终也分裂不了，还是会在一起，还是“和天下”。“和”不是“同”，是一种动态差异，是一种发展的动力。“道”是规律， 比如社会发展， 就要找到一系列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规则。“德”是一种价值体系，是价值目标的体现，比如个人的一系列修为，就是个人德性的具体表现。中国文化“六字经”已经融合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是最基本的中国文化基因。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文化里有三个核心的因素：一是集体主义元素，二是中庸之道，三是开放性与包容性。我认为，这些都是现代慈善所必要的元素，或者说基因。它们都指向一个重要的方向， 那就是共享。 刚才会长先生介绍时，也谈到了分享。从本质上说，共享是分享的最高形式。

   几天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五中全会。全会发表的公报明确指出，共享理念是关系到国家全局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认为，把共享理念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是非常正确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里说的共享，主要是强调国内共享，强调怎么追求共同富裕，怎么缩小贫富差距，怎么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等。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人类社会发展证明，有了人类，就有了资本；社会越发展，资本就会越发达；资本越发达，资本所创造的财富越要为多数人服务；资本越为多数人服务，社会才越会走向共享，越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现代慈善则是让资本所创造的财富走向共享的一条很有效的途径，但只能是一条补充的途径。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这应当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趋势与方向。

   这里，我想侧重谈一下国际社会的共享。前些天我在拜会大家都十分尊敬的一位长者时，我提出了“多极均衡，协同共享”的理念。我觉得，这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或者说全球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主要是三种文明一直在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基督教文明，一是伊斯兰文明，一是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本身就存在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教派，从而形成了一种内约束能力；伊斯兰教文明，则因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外约束能力；中华文明则是一种自我协调能力很强的文明，既能够保证中华文化向前发展，又能够平衡内部的各种制约因素。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多极均衡”是上帝为世界安排的。同时，世界发展必须要走一种共享的道路，而且这种共享一定是一种“协同共享”。刚才，会长先生也谈到了国际社会合作的问题，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问题。我想，这个合作的意义太大了。随着市场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了。面对一个共同市场，面对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人类越来越面临很多共同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犯罪问题、恐怖袭击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力量是难以很好完成的，甚至是无法改变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人类共同的力量。在我看来，“善”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是最纯粹的一种人类诉求。让“善”联起手来抑制住“恶”，而不让“恶”来控制“善”，我们这个世界才会发展得更好。我想，这是全球慈善家们应该努力去实现的一个重要任务。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老大和老二，应当通过交流与合作，共同用“善”的力量来引导全球的发展，才会最有益于世界的发展与进步。我认为，这是中美两国，尤其是我们慈善家的重要责任。

    最近，大家都很关心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据我所知，现在中国有关职能部门正在起草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 这个正在起草的法案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有法总比没有法好，有规制总比没有规制好。有了这个法，就说明中国政府安排了一条让大家去中国发展的道路。我建议大家去中国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先考虑与民间合作。咱们民与民合作之后，有了方法，有了经验，再去跟官方、跟政府合作，就可能容易理解一些，容易发展一些。在我看来，境外的老百姓肯定更了解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肯定更了解中国的政府。如果我们民间先结合起来，我们很多问题，就可能容易得以解决。现在，中国有些人担心，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些变量，比如常说的“和平演变”。

    我认为，即使“和平演变”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只要它不是“暴力演变”。如果 5000 年的文化胜不过 300 年的文化，那就说明确实应该变。我对我们 5000 年的文化充满自信。我相信，文化是多元的，是都有力量的。你们在改变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你们。这样一来，大家用文化的力量共同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来改好我们这个世界。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当然，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应当坚持几个原则。首先，合作必须坚持方向的一致性。我们的方向都应当是为了人类的更加美好。前两天，我在洛克菲勒庄园的对话会上就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基金会可以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去倡导民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话又要说回来，你不能天天去鼓捣大家去搞什么选举。因为中国暂时不需要去选一个中国的总统，中国没有总统可选。我认为，我们无论做什么，只要把握住政策的“度”，就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我在中国大陆说话也很自由，政府和老百姓都能信任。我的经验就是要把话说清楚，世界上的事很复杂，只要说清楚了，也就没有问题了。第二，就是要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任何合作和促进都是双向的。我想。中美两国的发展潜力都非常巨大。我邀请大家到中国去发展，我们也希望到美国来发展。实际上，我们已经到美国来发展了，我们在美国的合作项目发展得很好。第三，就是协同共享。我想，我们不但要共享发展的机遇、发展的方法，我们合作的成果也应当为双方或多方所共享。

    所以我的结论是，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虽然日益复杂，但是并不那么可怕。其中，许多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中华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智慧与力量来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变化。天变了，道也应当变。这是中华文化的认识逻辑。我认为，面对世界变化之大局，现在的问题不是用东方代替西方，也不是用西方代替东方，而是需要建立在东西方文化融合基础上的一种超越与发展。人类的未来应当是建立在资本与资本精神基础上，以协同共享为目标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是对以往模式的创新与超越。

    中美慈善家应当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美民间合作的美好未来；中美慈善家将共同引领国际现代慈善的发展，为国际社会的协同共享做出自己的贡献。发明特斯拉汽车的美国发明家马斯克说，如果把目标放在月球上，我们至少可以落到彩云上。我想，中美慈善家的彩云已经飘到了我们的面前了。谢谢大家！我要特别谢谢这么多年迈的长辈们，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在福特基金会总部专题午餐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