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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倒逼到协同:商业与公益关系的转型与升级
作者:卢德之
发布时间:2019-01-25
 
        编者按: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在中国信托新年论坛、华民集团慈善论坛等地讲话再谈商业与公益的关系,讲话经整理在华声在线刊发后几小时的时间,近百家媒体转载,无数企业界、公益界人士热评,现刊录于此,以飨读者!

 
          从倒逼到协同:商业与公益关系的转型与升级

——中信信托新年论坛、华民集团慈善论坛等讲话综合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卢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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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企业界、公益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

最近这些年来,无论是企业界的还是公益界的朋友,大家都在思考商业与公益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在全球财富迅速增加、市场日益扩大、商业日益发展的今天,伴随人们的却是贫富差距、不平等日益扩大,这不仅仅是几个国家出现的问题,世界各国几乎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只是数字不同、程度不同、层级不同而已。我们如何认识、处置这个问题呢?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大家应当尽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从民间的角度、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置这个问题,做一些从0到1的研讨与尝试,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些从1到2的事。

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比去年更复杂,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1月22日在瑞士举行,论坛的核心主题就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大家集中探讨了在人类历史百年大变局发生之际,全球化将往何处去,世界各国又该如何应对等重大问题。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的压力。面对多重叠加的困难,如何保持定力,团结拼搏,推动发展,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目标和任务。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慈善人,一方面要拼命地多挣钱,一方面还要拼命地为慈善事业花钱,如何处理好企业与慈善的关系呢?如何推动两者协同发展呢?最近10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在思考商业与公益的关系,讨论资本精神与财富传承的关系。我认为,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资本与共享的关系。为探讨资本与共享的关系,我还专门写了《资本精神》《论资本与共享》等几本书,其中三本书还出了英文版,2018年1月在美国的夏威夷举行了首发仪式。在夏威夷时,我还就这个问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去年,我多次参加了有关这个话题的研讨会,作了两次演讲。今年开年以来又几次谈到了这个话题。我想,这种来自民间的、企业间的思考会自由、开放一些,彼此的启发也许会轻松、快乐一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好商业与公益相结合的度,更好地推动商业与公益向前发展,更好地推动资本与共享向前发展。

 一、“亚当·斯密之谜”——世人普遍看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自己为什么特别看重他的《道德情操论》?我们需要资本,需要创造财富,更需要资本精神,需要合理地处置财富。

 我是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从基层做到了一个厅级干部。90年代初,我就下海经商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多年,30多年我在商业领域、在市场里打拼。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野蛮生长,看到了财富的集聚与财富的失去,看到了商海人生的艰难困苦,也看到了成功的喜悦与豪放,也更深层地看到了资本与财富的复杂关系,看到了人性在金钱与财富面前的颤抖、沉沦与反思。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在资本大潮、财富发展中突然有了一种猛回头的感觉——我们到底如何认识资本,如何认识运用资本的人呢?到底如何认识财富、处置财富,如何认识掌握财富特别是掌握了巨额财富的人呢?我是学哲学的,哲学要求我们思考价值。特别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对人与物的是是非非,我也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财富观呢?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怎么才能建立起一种既体现民族文化价值,又与时俱进的财富观呢?我们经常讲,中国的富人往往“富不过三代”。我们总不能说,过去是“富不过三代”,现在还是“富不过三代”吧!如果我们老是“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又要去“富”呢?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也不相符啊!

越往深处想的时候,我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资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很重要的推动力量、主导力量。但是,推动、限制和规范资本发展的力量也很多,比如说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还有人们良好的创造动机,当然也要面对个人的贪婪、自私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动机有可能推动资本发展,也会引诱资本堕落。为此我认为,我们在推动制度体系建设的同时,还需要一种高维的价值引领。我把这种价值叫做资本精神。长期以来,资本我们天天都在讲,精神我们也天天都在说。资本是物理的状态,精神是一种文化的状态,我把这两种东西融合到一块了。我曾经同一个部门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天天骂资本,说资本不好,说资本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是我们天天谈引进资本,搞资本运作,推动资本发展,这怎么说得通呢?当然,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是资本主义处在原始积累年代的资本,那时候的资本就是一幅贪婪的面孔,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是对的。现在,时空变化了,各种矛盾也发生改变了,如果我们在认识资本、把握资本的时候,不与时俱进,又怎么利用资本,推动发展呢?这是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视角问题。那时候,还有两本书对我启发很大。一本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本就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特别是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出版)时,我注意到了,亚当·斯密还是《国富论》(1773年完成,1776年出版)的作者。《国富论》为他赢得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的美誉。这个苏格兰人在1790年7月去世后,葬在了爱丁堡。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行字:“这里长眠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这个墓志铭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居然是亚当·斯密自己撰写的,这就别有深意了!其实,早些年我就读这本书,也没有在意这个问题。后来在思考商业、资本、市场等问题时,突然醒悟了——亚当·斯密毕竟是亚当·斯密,的确太伟大了!200多年来,大家普遍看重他的《国富论》,把他奉为市场经济之父。他自己却这样看重他的《道德情操论》,希望他死后,名字也要与《道德情操论》联系在一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对此,我称之为“亚当·斯密之谜”。

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是谁,他是一个商业主义者、市场经济者、资本倡导者,也是最看重商业利益、市场价值的人啊!他为什么放下这些烫金的大头衔,给自己撰写了这样一个墓志铭呢?他希望通过这个墓志铭告诉后人一些什么重要的价值呢?我觉得,亚当·斯密是一个明白人。道德不是神坛,但道德至关重要。他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道德情操比单纯的经济发展更重要。他在看到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时候,也看到了还有一只发自人的内心深处的、掌控着人类灵魂的手,叫道德情操。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重视前者,却忽略了后者。我们如果再深入地比较一下他的两本书,就会更加清楚认识到,亚当·斯密不仅有明确的经济学思考,更有明确的价值准则与价值选择。他研究经济、研究市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市场机制、市场调节、市场体系,但是如果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道德调节、价值导向,需要道德情操——也就是说,进入市场,仅仅依靠经济要素、经济手段也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德融入其中,让道德发挥积极的调节、规范作用。显然,亚当·斯密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也强调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道德失缺的市场,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由此,我想到的是,没有道德约束的资本,就不会是一个好的资本;没有道德支撑的商业,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商业;没有道德价值引导自己的商业行为、市场行为、资本行为的资本所有者,也不会是一个好的富人!联系到自己一路走来的商业行为、市场行为、资本行为,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商业与财富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二、财富与道德是有关系的。第三、在财富与道德的关系时,应当特别看重道德。第四、财富拥有者应当自觉地坚守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人类责任。这不能说的强制性要求,不是设计道德高地,而是财富与财富拥有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当然,我说的资本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在我看来,资本精神是推动资本发展的内在的动力,以及它背后的道德精神,就包括亚当·斯密所讲的道德情操。资本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为便于理解,我从新教徒那里借来了三句话进行了改造,叫做“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我认为,人们通过确立资本精神体系,让有钱的人都变成好人,就是让富人变好人,让穷人变富人。所以从本质上说,资本精神是一种基本的财富观,一种财富发展观。一般来说,富人占有的资源相对比较多,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不是过份的要求,也不是道德示范,而是理当如此。资源、地位与责任同在。

今天在座的,许多朋友是从事商业的,特别是做银行的、做资本的,大家的感触一定比我还要多。我们这些人与商业有关、与市场有关,有的朋友还与公益慈善有关。我们是参与者。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才可能有更多的自觉,才可能更切身地体会到如何更好地推动商业与公益协同、财富与慈善协同、资本与共享协同。我想,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了“亚当·斯密之谜”的价值与意义。“亚当·斯密之谜”揭示的就是商业与道德的关系、市场与道德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就是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仅仅就商业来考虑商业还是不够的,在考虑商业、考虑财富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处置财富。就是说,我们既要资本,也要资本精神;既要不断地创造财富,也要通过适当的方式,让资本创造的财富让更多人享用,让资本走向共享。

我们要知道,商业与公益的关系问题不是人们后来才提出的问题,商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公益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也知道,第一,商业做好了,就是最大的公益。这是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我认为是对的。第二,商业做好了,又能用一些商业利益来做公益,不是很好的事吗?第三,不能要求商人做慈善,但可以引导商业与公益相结合,是正常的商业发展逻辑,也应当是可行的价值导向。第四,能做好商业,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又能做一个慈善人,不是很好的人生吗?我想,就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来说,这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更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历史漫长,历史的回音却充满智慧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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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远古走来——古往今来,商业与公益已经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红线,一条不断升级的发展红线——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市场、商业创造的财富让更多人分享,既是富人提升价值的重要选择,也是财富的最好归宿。

 我们知道,商业从产生那一天开始,就与公益联系在一起了。远古时期,生产落后,分工不成熟,社会行业也不多,彼此的界线不清晰,比如商业是原始的交换,公益可能也只是简单的扶贫济困,就连公益、慈善这样的词也可能很晚才出现,商业与公益的关系自然是完全分离的。

到了商业社会、市场社会,一切就逐渐发生改变了。特别是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商业发达、市场发展或许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仅仅重视市场、重视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了,还必须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把经济社会作为发展整体,推动一体化治理。最近法国出现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2017年法国人均GDP达到了38575.438美元,可以说是相当富裕了吧。但是,2018年11月到2019年1月中旬,法国巴黎等城市的民众每周六都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上调燃油碳排放税导致油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随着一些极左、极右阵营和暴力团伙成员加入,示威频繁升级为骚乱,商店和银行遭打砸抢、纵火等现象增多。而据民意调查,80%的人支持这次抗议行动。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市场发达、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等,也只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在发展中长期解决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甚至让两极分化持续扩大等问题,社会就可能出现分裂,就不可能稳定发展。当然,解决社会发展这样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完善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注重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也是解决社会有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矛盾缓冲区与社会发展润滑剂。不然的话,人均收入那么高的法国,政府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一点,生活成本增加一点,就直接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仅仅是经济原因吗?当然不是。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现新的危机了。

尽管公益只是制度建设的一种补充,不可能用公益去解决商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商业始终与财富有关,商业是积聚财富的工具和手段,商业就应当与公益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商业与公益一直在一起。至少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早期大小商业对公益、对慈善的支持。一般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慈善活动,比如春秋时代战国时期的范蠡。据史书记载,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是楚国人,被后人尊称为“商圣”。早年因为战乱,他辗转来到齐国,在海边找了一个地方生存下来。他勤劳刻苦,精耕细作,又兼做一些捕渔、晒盐的事儿,家里很快就富裕起来,积累了数千万家产。有了钱,他却仗义疏财,把钱财施善给了乡邻乡亲们,大家都感激他、敬重他。这些佳话传到齐王那里,齐王也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便把他请到了国都临淄,请他做了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干了三年后对齐王说:“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他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又把自己的家财散给了朋友和老乡们,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离开齐国,他来到宋国的陶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的一个地方,又开始了经商活动。他坚守诚信经营,声誉很好,没出几年,又成了一个巨富。有了财富,他没有独自享受,又把家产散给了需要的人们。我一直在想,中国史书上记载商人并不多,范蠡可能是一个特例,也是一个典型。他当年一次又一次地施善给大家,也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扶贫济困,并没有想到是在做慈善、做公益,也不会是自动地改造社会。但是,范蠡那种从自发到自觉的施善行为,却反映了中国古代商人的善良情怀,反映了商业与公益的本质联系。我们从范蠡的商业实践特别是经商准则里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重视商业与商业利益关系的人,一个高度重视商业与公益关系的人。他看透了财富的本质、财富的责任,懂得如何处置财富,且恰当地处置了财富,也成就了他“商圣”的千古美名。这还说明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传统中那些美德是应当发扬的,现代社会所有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商业与公益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更是如此。

第二,许多大商业、大财团往往是从被倒逼做公益到主动出来做慈善的。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公司当年就是被倒逼增加工人的工资福利等,后来走向公益慈善的道路等。美国《历史》杂志曾经报道说,1914年4月,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发生的一个矿工事件,洛克菲勒家族由此开始反思自己公司的管理政策,并随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矿工待遇,缓解了劳资矛盾,也使洛克菲勒家族进一步反思财富的价值,逐渐认识到了公益的重要性,走上了慈善的道路。后来洛克菲勒在给他儿子的信中特别谈到了财富处置问题,他说:“守财奴得不到快乐,而慷慨用金钱帮助别人的人,即使为此贫穷了,内心依然是富有的。金钱是流动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如呼吸一样与世界交流。慷慨的施予者,无论金钱多少,都将用金钱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从这里我们看到,慈善不仅使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得到了升华,也使他们的人生获得了更高尚的尊严。后来人们评价他时说,洛克菲勒具备和所有富人一样的品质,自律和克制。但是,他和大多数富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比大多数富翁更加自律和克制,对散财更是慷慨和大方。我觉得,这是人们对他的尊重与敬佩,也是对商业走向公益、走向慈善的尊重与敬佩,更是对资本与共享的尊重与敬佩。许多事从倒逼开始,得到的效果却是积极的。所以,倒逼我们做事,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事。

第三,现代经济条件下,主动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普遍表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我们知道,商业是人与市场打交道、与人打交道的事。商业需要智慧,商人也需要高尚的精神、价值来滋养。其中,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主动地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一般来说,商业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不然商业就不可能可持续性发展。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商人又毕竟是少数,社会发展又需要协同、需要平衡、需要公平与正义,这就需要商人超越商人,更好地认识财富的本质,以自觉推动强制共享和自愿共享等方式,向社会让渡一部分商业利益,让财富与更多人达成共享。尽管财富是商人凭借个人智慧与能力创造出来的,但也应当考虑财富的责任,像洛克菲勒所说的那样,慷慨地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强制共享是以法律为基础、为准绳的;自愿共享则是一种自愿的方式,是商人的基本人性的反映与升华。所以,主动用商业的部分收益资助公益,至少会出现三种社会现象:第一,具体到商业上,就体现了商业与公益的关系;第二,具体到资本上,就体现为资本与共享的关系;第三,体现到商业人身上,就体现了强制共享和自愿共享的关系;第四,具体到企业上,就普遍表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家想一想,这不很好的商业与公益的关系吗?

第四,用商业方式做公益,直接让商业与公益融合到一起。这是近年来人们普遍探索的一种商业与公益的新途径,希望用商业的方式实现公益的可持续发展,用商业的方式谋求更好的公益效果。国外也有许多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几种具体情况:一是商人做商业,又与做公益的人共同做公益,特点是彼此不跨界,专业人做专业的事。第二,商业捐出善款,公益人为实现善款的保值、增值,跨界去做商业。第三,商人既做商业,同时又做公益。这种形式,目前还相当普遍。第四,商人完全从市场退出来,专心做公益、做慈善,比如中国的牛根生、美国的比尔·盖茨。

我是一个在市场里拼搏了30多年的人,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商业是非常重要的事,需要人去做。也就是说,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做企业的人把企业经营好,社会应当好好支持和保护。我们也希望企业家捐款,但不能希望企业家把钱都捐出去做公益。如果企业发展不了,财富不发展了,也就缺少帮助更多人的基础了。如果用商业方式做公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人跨界做公益,还好说的一些。比如牛根生、比尔·盖茨就是典型。如果公益人通过做商业来扩大公益,就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公益人不要轻易跨到商业上去。当然,我们可以探索用商业方式做公益,或者把商业方式引入到公益中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较慈善信托、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公益企业等方式,都是可以尝试的,但要更多的推动,则需要一定的社会财富基础、思想基础与相关的法律体系。否则,过之反而既会影响商业声誉,也会阻碍公益的发展。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商业与公益的确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红线,一条不断升级的发展红线。这条红线所反映的本质可以说是资本与共享的本质。也就是说,从资本到资本精神,从资本创造财富到让更多人享用财富,有一个发展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升级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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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拓展发展道路——以共享文明为目标,共同构建商业与公益的新型协同关系,推动财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

 顺应21世纪的发展与变化,无论商业还是公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人工智能、机器人进入商业领域,社会用工方式的升级也成为了现实话题。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商业集聚、市场竞争,很可能带来财富更大的集聚。财富与商业有关,也与公益有关,相应的是,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呢?一是需要升级,二是需要不断创新。从趋势上看,随着中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不断推进共享发展的发展战略,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与创新,也呈现出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以共享为目标的商业与公益的新型协同关系,有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在许多方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创新就是一条基本的经验。我们知道,现在的《慈善法》里有一个“慈善信托”的条文。我们与这个条文之间还有一个小故事。前些年里,我在与国外许多慈善机构交流中发现,国外设计的公益信托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直接把商业与公益结合起来了。我国的《信托法》对公益信托作了几条规定,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我想,我们为什么不作一些探索与推动呢?于是,我便寻找机会,希望联合有关部门突破一下有关公益信托规定中那些不太明确、不好操作的条文,共同推动公益信托在中国发展。当时设想的目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可以探索让财富走向共享的方式,二是能够通过商业方式募集更多的公益资金、慈善资,三是可以推动慈善创新,引导更多的财富走向慈善的道路。2013年11月,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第四届年会在北京举行。我在会上说,华民慈善基金会希望与有兴趣的地方合作推动公益信托。当时大家都说是公益信托,后来正式文件才说是慈善信托。深圳市民政局候伊莎副局长当时就在会场。散会后,她找到我说,深圳市民政局可以一起来推动公益信托首先在深圳落地。她还说,深圳的慈善环境很好,发展态势也很好,深圳特区有地方人大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首先在深圳试点落地公益信托。12月中旬,我们就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到深圳对接。我应深圳市民政局邀请,专门去作了一次演讲。当时深圳市民政局杜鹏局长,现在是前海管理局局长,他非常看好,非常重视公益信托试点工作。工作的关键环节,他亲自部署推动。很快,我们一起向深圳市政府打了一个请求联合试点公益信托的报告。报到深圳市金融办,当时的肖亚非主任,现在是福田区委书记,他也非常看好公益信托在深圳的发展前景,热忱地接待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当即表示,一定向领导汇报,争取把公益信托试点工作纳入深圳市委、市政府一号文件落实方案中去,把具体工作布置到有关部办局委。杜鹏局长、肖亚非主任真是深圳效率,说到做到。2014年2月21日,我们与深圳市民政局就落实深圳市2014年1号文件有关发展公益信托的精神,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旨在共同推动试点公益信托公司项目在深圳市前海落地的各项工作。回到北京后,我们找到北京大学金锦萍教授,请她牵头,由华民慈善基金会、深圳市民政局和北京大学非营利研究中心联合成立一个课题组,起草《深圳市公益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希望在审批机关、税收优惠等方面实现突破。华民慈善基金会为此安排了课题研究专项经费。金锦萍教授和一些专家为此在深圳与北京之间跑了好多趟。到2015年形成了《深圳市慈善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又经过多次讨论,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这个暂行办法纳入了深圳市地方立法程序。后来,因为国家起草《慈善法》,考虑在《慈善法》中专列“慈善信托”一章,深圳市地方立法工作就停下来了。尽管如此忙乎了两年多时间,我们的尝试努力最后没能在深圳落地,但是大家的工作,特别是深圳的地方立法尝试工作无疑为《慈善法》中慈善信托起草工作提供了一些前期思考与实践基础。事实上,我们后来多次应邀参加了慈善信托立法条文的专家讨论会,就是对我们这些参与暂行办法起草人员的一种肯定与鼓励。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国家有关部门、有关机构对基层慈善创新的一种肯定与鼓励。

在三年多时间里,我们从尝试通过地方立法推动“慈善信托”,到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信托”并在《慈善法》中落地,我们体会到,面对改革与发展,我们只要出发点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是努力的,就一定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和回报。所以,我们在推动商业与公益创新方面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作些努力。

第一,应当尽可能站得高一些。21世纪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我们应当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才可能更好地认识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更好地把握“财富的责任”,在推动商业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推动财富共享。其实,商业与公益的关系还是一个财富传承的问题。财富传承到底要传什么?无非是一传物资,二传精神。所谓传物质,主要是实现企业传承,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出好的企业接班人,培养他的财富创造的动力与能力,鼓励他去做企业、去传承企业。所谓传精神,就是传承家族精神,服务社会、感恩社会的道德精神。从国外财富传承的经验看来,建立家族基金会、推动慈善信托是家族财富传承与精神传承的重要路径。家族基金会在欧美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一个家族走到今天,家族基金会在里头起到了一种很好的支撑作用。家族成员通过不断地参与公益慈善,提升自我价值,提升社会价值。我国的慈善信托自从正式立法以来,发展就相当快。2019年慈善信托备案数量有可能超过200单,2018年大约120单;受托财产总规模可能突破50亿元,2018年大约20亿元。尽管比欧美发达国家比较,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前景是非广阔的。

第二,应当胸怀广大,追求协同发展。我们知道,商业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与资本有关;公益是社会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共享有关。两者结合起来,不断升级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商业主动结合公益,公益联手商业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大趋势。因此,商业与公益融合的意义重大。这一点,大家的体会也可能比较多。所以我相信,从商业的归商业、公益的归公益,更多地发展为商业与公益的协同与合作,比如成功的企业家、财富家族、探索财富传承方式的富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成为商业与公益协同发展的引领者,甚至更多地进入公益领域,更好地推动商业与公益协同发展。尽管如此,也要注意的一个原则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商业可以更好地促进公益,但公益永远不能商业化、市场化,公益如果商业化、市场化就会脱离“财富的责任”,有可能走到公益的另一面。

第三,应当放眼世界,不断探索新方式、新方法。比如慈善信托、家族基金会、影响力投资就是很好的办法。现在看来,探索更多的公益方式、慈善方式,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一是不断增多让财富担当共享义务与责任的办法。二是有助于更好地打破“富不过三代”的财富魔咒。 “富不过三代”的原因自然比较复杂,根本原因是“善不过三代”!中国古人最在乎德位相配。如果说一个人德不配位,主要讲他没有道德心,缺乏同情心,不怎么关心别人。商业往往用脚投票,公益总是用心投票。从这个意义上看,创新商业走向公益的道路,鼓励更多的企业家转型为未来的慈善家,也一种社会发展规律。

当然,尽管商业与公益的结合、协同发展是一种大趋势,特别是民政部公布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后,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会更加密切。我仍然要说的是,公益界的人最好去做好公益,不要轻言跨界到商业领域,更不要轻言把公益资金投入到商业里寻求保值增值。即便一定要进入商业领域,也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商业的人去管理、去操作,实现商业与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四、文明交互与慈善升级——由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日益活跃和扩大的交流互鉴活动,全球慈善有可能形成一种“从财富天下到公平天下”的发展趋势,核心则是不断追求“资本的自治与社会的和解”。

今天,中国的公益慈善已经是一个立体的公益生态体系了,既推动国内的公益慈善,也是国际公益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展示和传播中国的发展观、财富观、慈善观,也交流与借鉴国际社会的发展观、财富观、慈善观。所以,我们参与公益慈善,应当更主动地提高一些认识。我们知道,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公益慈善交流与合作,也是一种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与融合的活动。人类文明发展走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不能说哪一种文明能够取代哪一种文明,哪一种文明能够战胜哪种文明了。文明多样性是事实,也是现实,应当得到尊重与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只会是文明交互与文明升级,是宽容与尊重,不会是相互隔膜与冲突。而且,人类在追求文明交互与文明升级过程中,不断推动“从财富天下到公平天下”,很可能会催生一种新文明形态,我称之为共享文明。公益慈善则是一条现实的通过共享文明的道路。

那么,什么叫交互呢?所谓交互,就是交流互动,最初是很多互联网平台追求的一个功能状态,比如人机交互。我把交互这个词借用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中来。所谓文明交互,就是不同文明系统与不同文明系统之间的交流、借鉴关系,既有精神方面的,也有物质方面的;既描述历史,也启迪未来;既连通古今,也昭示未来。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增进了解,达成共识,走向共享。所谓文明升级,就是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想到交流、互鉴、融合,在融合基础上实现不断升级。我们知道,人类文明发展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文明发展也是复杂的,既有可能出现新的趋势,也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所以在这种复杂的基础上谈文明重建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重建就是重新建设、重新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不太可能重建。一般情况下,文明也是重建不了的,文明只能升级。当然,一些文明因为复杂的原因,比如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者不能与时俱进等而消亡了,也是历史事实。

从人类文明发展大背景上看,文明交互至少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不同文明可以同时展开交互。世界文明多样性非常丰富。发展到现在,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文明不分大小、不分前后都能够在同一平台、同一条线上展开交流合作,已经是一种美好的现实世界文明景象。中国倡议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世界经济发展走廊,也是世界文明大合唱。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只要愿意参与进来,不分先后,不分大小,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二是科技不断创新带来了文明交互方式的改变。可以说,科技让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插上了奋发的翅膀,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强度,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如果从交流量看,现在的一年远远超越以往十年甚至数十年。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交互方式不仅快捷,而且不受传统工具、线路、距离等方面的影响,也不受年龄、形式上的限制,无论声音、形象、感触等都进入立体交互时代,甚至已经突破语言不通上的隔膜了。三是新时代文明交互引发了不同观念的碰撞与整合。这一点不难理解。主要是由于交互方式、速度、频率、深度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到一些传统观点的改变。我们既要接受新的东西、好的东西,又要警惕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而且,这一切观点的交流都有一个碰撞过程,一个消化、理解到吸收或者放弃的过程。一时出现比较复杂的现象,甚至杂乱的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现象。由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我们也必须时刻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原则,我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都必须心中有一杆秤,借鉴好的、成功的东西;对外的东西,不跟风、不摔跤、不倒下!四是在不同文明交互过程中,求同尊异、扩大共识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强。最大的特点是不同文明都好好坐下来,共同寻找最大公约数。我认为,既是文明交互,大家都相对容易站到人类发展的高度,站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站在人类终极关怀的高度,共同认识不同文明的不同之处与相同之处,在相互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坚持共同发展的方向。即使不同文明之间出现一些矛盾,甚至博弈,也能通过协商、协同,达到超越、升级,可能会形成一种新文明。我认为,世界不同文明交互的发展趋势,将促进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共享文明。

就公益、慈善来说,随着世界文明交互与文明升级,公益慈善特别是国际公益慈善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实现公益慈善升级。我想,至少会出现五大发展趋势:一是从关注区域性问题扩展到关注全球性问题,比如从区域性疾病到气候变化等;二是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提升人的生存能力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进步;三是从倡导个人捐赠到追求财富公平分配;四是从单一慈善机构活动转变为众多慈善组织的联合行动;五是从个人道德责任行为到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我认为,慈善升级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是走向一种新的慈善形态——21世纪慈善。具体来看,面对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慈善也将保持快速发展;社会慈善与政府扶助进一步融合,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慈善与商业,或者公益与商业,将顺应资本的自治与社会的和解大趋势,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慈善活动与慈善文化所形成的观念与价值,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认知与思想基础;慈善法治化与慈善职业化趋势进一步增加,全球慈善交流与合作领域更加广泛,更加活跃。为此,我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面对世界发展,无论全球公益慈善,还是中国公益慈善,都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财富天下到公平天下”,促进“资本的自治与社会的和解”,为全球共享发展与共享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探索与贡献!

    现在是隆冬时节,但小寒大寒过去,就是春天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市场与财富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本质就是资本与共享的关系。面对世界发展,我们应当倡导从“财富的责任”到财富的共享,既重视强制性共享,也推动自愿性共享,让财富更好地活起来,让更多的人通过践行“财富的责任”而让生命更有价值,让财富更有价值,从而让更多的人享受世界的美好与人类的可爱,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良性进步!我相信,人性美好,人类坚守人的美德,春天就会长在!

谢谢大家!

 (根据2019年1月11日、21日在中信信托新年论坛、华民集团慈善论坛等活动上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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